大江大河都有起源段，都存在江源文化或河源文化。江河源文化就是把大江大河的起源段作为一个“地理—社会”文化区域进行研究。起源段不同于源头和上游，江河源文化不仅包括源头文化，而且包括了与源头相同、相近的文化地理区间文化，是一个比源头范围更大，比上游较小的地理文化概念。江河源文化是河流文化的启动者和第一推动力，往往有复杂曲折的历史成因，江河源文化很可能决定了整个河流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质，值得深入研究。但由于江河源段的流量小，往往处于偏僻的高山，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很少有学者对黄河河源文化进行专题研究，更缺少将长江黄河源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文献。2005年国家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以后，学界对三江源的研究大幅增加，但多数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文化视角的研究较少。

在谈到黄河文化时，学者们一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出现了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形成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黄河流域先后兴起了夏、商、周文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大一统时代，黄河流域经历了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并立和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发展^[2]；当今黄河文化包含了秦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等亚区域文化^[3]。上述观点均忽略了黄河流域发源地区的河源文化，即使是接近河源地带的河湟文化也很少被提及。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关于黄河河源文化的文献仅有5篇。以前对黄河河源文化进行研究的主要是青海学者，在“三江源”这一概念被提出以后，对河源文化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变得更少，但是黄河河源文化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因此，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视域出发研究黄河的河源文化，进而拓展到长江的江源文化，把黄河的河源文化、长江的江源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阐述江河源文化对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贡献，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河河源文化与黄河中下游文化都属于黄河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的品质，他们的历史都很久远。不过，河源文化的内容更加复合多样，辐射范围更大，传递作用更加明显。

早期人类适应和开发青藏高原的能力远超当代人的想象，藏北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发现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从4万年前不断推早到20万年前。皮洛遗址证实距今13万年前人类已经频繁活动在海拔3750米的高原上，根据光释光测年结果，遗址上部文化层在13万年以上，下部文化层可能距今20万年左右^[4]。通过青藏高原发掘出的旧石器推断，3万年前人类已经在青藏高原居住^[5]。考古学家在河源地区西部发现的“小柴旦人”，属于中国远古文化的“新人阶段”，距今2.3万年；在河源地区的共和县发现了距今1.7万年的古人类遗址；在贵南县发现了距今6800年的中石器时代拉乙亥文化遗址^①。在河源文化东端的贵德县，就有马家窑文化、卡约文化、仰韶文化、昆仑文化、唐汪文化等早期人类文化遗产。这些史实充分显示了黄河河源地区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有灿烂的远古历史文化。在河源地区生活的古羌族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黄河河源地区西高东低，高原、山地、河谷相间，草原、森林、湖泊交错，适宜游牧，也间有农耕，是青藏高原相对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藏族先民和古羌人长期共同繁衍生活在此，初步形成了复合性文化。同时，古羌人本身也带着强烈的复合性。古羌人是戎族的一支。在夏商时代，中原人开始统称西北诸部落为“戎”，古羌人自然包括在内，“戎”“氐”“羌”同源。殷周以后，开始有华夏族人西迁到黄河河源地区，由此形成了“戎”“氐”“羌”“藏”“汉”等族群的复合性、游牧与农耕生产的复合性。因此，黄河河源文化就是“石榴籽”文化，中华民族的“石榴籽”特质从黄河河源就已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考古发现黄河河源地区的彩陶上万件，产生于四五千年前，是世界最早出现彩陶的地区^[6]，而且彩陶器形多样、制作精细、图案花纹优美，其历史、绘画、舞蹈价值无法估量，这充分说明四五千年前黄河河源地区的文化艺术和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成为了区域性的文化中心，河源文化随着人口流动和货物交换向四周扩散。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到周朝时，古羌人的分布范围广阔，西到敦煌，东至洛阳，南至蜀汉，北至山西北部^[7]。随着古羌人的广泛迁徙，河源文化也广泛传播，向东辐射到黄土高原，向西辐射到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向南辐射到川西高原和藏东地区，向北辐射到河西走廊，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黄河河源地区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

现有的考古已经发现，马家窑、半山、马广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主要为古羌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差别^[8]。黄河河源地区是古羌人、藏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枢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均经过这一地区，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递至黄河河源，然后又从黄河河源传递到周围其他地区。例如，来自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向河源地区发展，形成具有古羌特色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向北发展成为齐家文化的重要来源；向东翻越陇山，进入渭河平原；南下进到岷江上游，与长江江源文化交汇。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林芝、墨脱等文化面貌虽然各有特色，但都跟陇东古文化有接近的因素^[9]，其中发挥传递作用的就是黄河河源文化。有学者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部33个文化遗址的128枚史前陶片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宗日文化区（位于黄河河源腹地）中的马家窑陶器、青海湖细石器文化区与河湟谷地陶器源地较为一致，表明宗日文化的马家窑陶器是从东部河湟谷地贸易交换而来，贸易路线主要沿湟水谷地与黄河谷地展开，贸易与交换主要发生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10]，这充分显示了河源地区对其他文化的传递功能。

黄河河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黄河河源文化的演进不仅是河源地区文化的自身发展，而且在演进过程中也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生产方式看，黄河河源文化以游牧为主，也有少量的农耕。现代智人无论从非洲进入亚洲，还是从喜马拉雅山脉进入黄河流域，黄河河源应该都是很早的定居点之一。著名的古史专家徐旭生认为，华夏族与古羌族有共同的源头，都来自西部的昆仑山脚下，大致相当于黄河河源的东部地区，少典和有娇氏就发端于此，或者至少有一支兴起于此地，在此创造了相当发达的古文化。后来，由于自然环境恶化或外族侵扰，大部分人被迫顺着黄河东下，一直到达今天的渭河流域一带，农耕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兴盛。在向东向南的迁徙途中，先后分化出炎帝和黄帝两个氏族，羌族和华夏族的祖先就承袭于此而发展兴盛起来^[11]。这是中华民族“同源异流”学说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

由于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及其对印度洋暖湿气流的阻隔，中国的西北部愈发干燥，经过上百万年的风沙堆积，1万年前左右形成了黄土高原。由于土质疏松，自然肥力高，适合草木生长。据中国科学院1955年从残存的原生植被考证来看，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草原，当时最适合游牧^[12]。因此，在1万年前后，黄河河源和黄土高原都以游牧为主，从这时开始就注定游牧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经过数千年的切割、冲刷，才形成了今天的河套平原、华北平原，也才有了发达的农耕文化。黄土高原的游牧文化消失殆尽，但是黄河河源地区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了游牧文化。因此，《说文解字》把“羌”定义为“西戎牧羊人也”。《后汉书· 西羌传》也说，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已有研究表明^[13][14]：在夏朝之前，中国这片土地上林立着不同族群、不同政治组织、不同社会实体、不同文化传衍的无数部落，经过夏商周的锤炼，才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华夏民族；在华夏族形成之前，在其西部的黄河河源地区已经居住着古羌人（古羌族）；距今3~4万年前，青藏高原的气温比现在高2至4摄氏度，降水多4成至1倍，青藏高原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中，森林密布、水草肥美，非常适合游牧，古羌人就生活在黄河河源地带。古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成功驯养动物（史料证明至少亚洲牛、羊、狗由他们驯化成功）^[15]。

古羌人对华夏族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华夏族形成之前，黄河河源地区的古羌人不断沿着黄河进入黄土高原，其中进入中原的炎帝族与黄帝族在经历多次大规模冲突后，联合形成了华夏族的最初形态。炎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推出了第一把力，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此，一部分古羌人本就是早期华夏族的一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以炎帝为首的古羌人融入中原，华夏族的出现还将推迟，可见古羌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禹治水是古羌人作为华夏族主要族源的另一典型例证。大禹“本西夷人也”（皇甫谧编《帝王纪》），“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出生于四川省汶川县^②。可以推断大禹带领着一批羌族人从岷江开始治理水患，由于获得巨大成功，被邀请去治理黄河，也获得同样的成功，他的丰功伟绩、品德和能力感动了舜帝，于是禅让于他。

在华夏族形成之初，其疆域远未及黄河河源地区。据史料记载，周朝比较稳固的疆域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而西边没有超过陇山（六盘山），最远处曾经到达过渭河上游。大部分古羌族仍然居住在华夏族的西面，既频繁与华夏族开战，上演“戎逼诸夏”，与华夏族王朝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又开展经济文化友好交流，共同推进中华文明^[16][7]。在炎帝之后，古羌族多次大规模迁徙，向东进入黄土高原，向南进入川西高原，最终全部融入华夏族。仅仅在先秦时期，古羌族就有三次大规模迁徙：第一次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虞夏之际，一部分羌族先民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而留居黄河以南，被册封为许多方国；第二次是公元前779年，申侯发动包括羌民在内的民众攻入镐京，杀死了周幽王，部分关中羌民继续东迁到洛阳附近；第三次是公元前638年，秦国与晋国达成协议，将甘肃陇山一带的羌民迁至晋南、河南嵩山一带。随着更多的羌民进入到黄土高原，在东汉时期便有了“东羌”“西羌”的说法：“西羌”指仍然居住在黄河河源地区的古羌人，“东羌”则指东迁到陕北榆林、宁夏固原、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的古羌人。“东羌”源源不断地融入华夏族，“西羌”又源源不断地东迁，最终全部与华夏族融为一体。

综合多个史料，可以判定古羌族在带动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厥功至伟，甚至可以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考古发现，藏族人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了旧石器遗址，证实距今3~4万年前现代人类已经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17]。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1万年前）藏族人已经定居青藏高原，部分藏族人与汉族存在共祖现象^[18]。由此推断，要么是古羌族通过黄河河源地区进入到青藏高原，要么是古藏人进入到河源地区东北部，二者经过融合，最终形成现代藏族的人群格局和遗传背景，这也是古羌人作为现代藏族族源之一的重要证据。由于古羌人与藏族人很早就相互交流交融，以至于有观点认为古羌人就是藏族的直系先民^[19][20]。但至少可以通过他们早期的交流交融，推断说古羌人同古藏人的自然融合是藏族形成的基础^[21]，古羌人是藏族的族源之一。随着古羌人逐渐融入华夏族，也自然带动着与其深度融合的藏族人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发羌”作为古羌人的一支，最早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繁衍生息。《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12]这里记载的“发羌”已经越过了黄河源头，到达了现在的青海果洛和玉树一带。虽然，官方记载发羌未与当时西汉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交往，但是通过对西藏林芝、拉萨市纳金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和陶器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与齐家文化近似，这批遗物的主人应该同古羌族有关系^[22]。考古学家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还发现了粟^[22]，而粟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中普遍发现的农作物（粟是当时羌族的主要食物之一），因而可以推测，要么是古羌人来到了昌都，要么古羌人与藏族人发生了实物贸易。这些足以证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河源地区已经开始与地处西藏腹地的藏族人发生了某种密切联系。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12]。可见，那时发羌与藏族彼此融入，发羌肯定也是现代藏族的祖先之一。从隋唐时期的文献中还可以发现藏族人与苏毗、羊同、党项羌（后被吐蕃兼并）等诸多古羌人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在青藏高原^[21]。由此可以推断，黄河河源地带成为了当时藏族人与古羌人融合的中心。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学的研究也证实，藏族、古羌人和汉族的祖先都属于蒙古人种，同源而异流，但是最终归于中华民族。

随着藏族与古羌人交往的增加，文化也开始交流融合。古羌人有戴羊角的习惯，这种装饰习惯演变为羌人的一种标志，进而产生了羊角崇拜。华夏族则造了一个近似羊角的甲骨文字，作为羌人的族称。受古羌人的影响，五大藏族先民部落中，有两大部落把大角羊作为本部落崇拜的神灵图腾。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吐蕃尊大角羊为神。距今1300多年前，藏族还有一首礼赞羊的古歌。流传在青藏高原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也记录了不少藏族古代部落崇拜羊的原始信仰。至今，藏族仍然保留这种习惯，往往把大角羊的羊角或者羊头供奉在屋顶，以示吉祥，并感恩于羊。古羌人的语言与藏语有相近之处。语言学家对古羌人《白狼歌》进行研究，发现其基本词汇和语音与今天藏语的同音同义词不少，有多、肉、飞、山等十个同源词，语法结构也基本相同^[23]。

对比史料记载，古羌人与藏族先民有很多相同的文化习俗。例如，古羌人以猕猴为祖先，藏族的史书中也有“猕猴变人”的传说；古羌人和藏族都有火葬的习惯；古羌人崇尚白色，将白石供奉在山上、屋顶、庙宇，藏族也以白色为敬，战死者以白土围墓，至今还有敬献洁白的哈达、以白灰涂墙等习俗；古羌人和藏族先民都曾经使用石棺（石片）葬；据《后汉书· 西羌传》和《新唐书· 吐蕃传》记载，古羌女人披发覆面，而吐蕃的女人“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古羌人和藏族都有“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的记载；古羌人和吐蕃都有相同的取名方式，儿子必有一字与父名相同。可见，古羌人与古藏族深度的文化融合，为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过程中，不可缺少长江文明，而河源文化很早就以各种形式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在一起。最重要的交融通道大致有三条：从黄河河源地区旁边经过的丝绸之路运输着长江流域生产的丝绸；贯通长江源头地区和黄河源头地区的唐蕃古道成为唐代中原与西藏的唯一通道；经过黄河河源南下四川的“河南道”^③是蒙藏羌彝最便捷的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有学者基于自然地理因子和不同时期的遗址，使用GIS工具模拟了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交流路线，重建的路线形态为“东北—东部—东南—西南”呈月牙状发展^[24]。可见，青藏高原的东北部（黄河河源区）是最主要、最繁忙的文化交流区，许多族群在这些通道上迁徙互动，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为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到一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的玉树州，山水相连，相互偎依，处于共同的文化地理区，合称为江河源区。目前学界对长江江源段尚未有界定，本文根据共同文化地理区的理念，认为长江江源段是指长江源头至雅砻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四川省攀枝花市），主要流经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基本处于藏族聚居区，经过了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四省。长江江源段的通天河与黄河河源都流经巴颜喀拉山，在四川境内黄河流域的支流与长江流域的支流犬牙交错，相距只有几公里。更重要的是，江河源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生产、生活都十分接近，甚至完全相同，从黄河长江的源头就预示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融为一体的趋势。

江河源地区为同一个文化地理区，以游牧为主，间做农耕，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在著名古籍《山海经》《神异记》《淮南子》《博物记》中，都有大量关于江河源文化的记载。例如，气势宏大的昆仑神话作为中华神话四大系统中的主体部分，为华夏族和后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精神信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故事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历史性，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敢于牺牲、克己奉公的精神，对后代的诗词歌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锻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夏族的昆仑山与藏族神山的文化意义、社会功能和宗教象征都十分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心态和生态背景。位于黄河河源腹地的阿尼玛卿山不仅被人认为是昆仑神话的发祥地^④，而且也是藏族早期族源之一的董氏族的祖先山，还是《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安多型）的寄魂山^[25]，因此，昆仑山是藏汉民族共同的神山。

宗教文化也是江河源的共同文化。黄河河源地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和早期学习之地。在关于创建格鲁派的各种著作问世以后，藏传佛教再次振兴，位于河源地区的塔尔寺成为藏传佛教的中心之一，享有盛名。塔尔寺的酥油花、壁画、堆绣成为艺术三绝，寺内珍藏了许多佛教经典和哲学、历史、文学、医药等方面的著作，每年举行的“四大法会”热闹非凡。宗喀巴有著名弟子八人，其中嘉曹杰继承宗巴喀的法位，为噶举寺第一代坐床者，其弟子克主杰开创了班禅世系。在他们接续的培养下，一批又一批佛教精英出现在青藏高原，餐风露宿，弘扬佛法，其信徒遍布我国西藏、青海、四川、内蒙古地区，而且还远及东南亚佛教国家。通过河源地区的宗教文化，把整个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串联起来，为藏族、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江河源区还有共同的民间文化，藏戏和《格萨尔王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今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族聚居区表演和传唱。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剧目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17世纪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以唱为主，结合诵、舞、表、白和技等基本程式的生活化表演。藏戏有十三大本，但经常上演的是以《文成公主》《郎萨雯波》《直美衮登》等为代表的八大藏戏。藏戏是藏文化的“活化石”，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源地区的黄南藏戏（安多语系）就是藏戏的一个重要流派。

《格萨尔王传》是关于青藏高原的英雄格萨尔的传唱巨著，有2000多万字、150多万诗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宗教文化与真实历史的结合，在10世纪至12世纪初叶广泛流传并日臻完善。故事以“岭”国为中心，“岭”以吐蕃时期其管辖范围的三大部分之一的“四水六岗”为核心，“四水”指黄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包括了现在的长江黄河的江河源地区。据考证，格萨尔于1038年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7—16岁在黄河河源地区生活。16岁被接回岭地参加赛马会夺冠后称王，后来建立岭国，带领30员大将、80位英雄和岭地军民，保家卫国，除妖降魔，惩恶扬善，戎马一生，于1119年去世，足迹遍布江河源区。岭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口头创作了这部史诗。该史诗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在藏族、蒙古族广为传颂。目前，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遍布几十个国家，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王传》倡导的和平、友爱、统一的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历史上古羌人横跨黄河河源与长江江源，通过大迁徙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深入地联系在一起。据《后汉书· 西羌传》记载，“牦牛羌”于秦献公时代（前384—前362年），“畏秦之威”“附落而南”，向长江流域方向迁徙。吐蕃史书记载吐蕃第一代赞普“做了六牦牛部的王”。该部落为古氐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黄河河源的东部南下，越过黄河流域，进入岷江流域（即“河南道”），然后进入雅砻江流域，继而进入金沙江流域、澜沧江流域，到达西藏，进入到雅鲁藏布江流域。在《隋书·附国传》也有关于古羌人在长江江源的记载，记载中的古羌人也应该是从黄河河源地区迁徙而来的羌人。该书说“附国隋时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附国当时有两万多户，为一个较大部落，居住地“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隋书·附国传》）。经过众多学者的考证，附国所处位置在金沙江流域和雅砻江流域，大致在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东部和四川省甘孜州。除了附国之外，在西山（即今天的川、滇、藏之间的青藏高原地区）也有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其中“西山八国”出现较早，这些汉文记载与藏族传说中关于该地区六个原始部落的记载基本一致^[21]。这充分说明，由于躲避战乱等原因，古羌人从黄河河源向南迁徙进入长江江源地区已非个案，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同时也证实了古羌人与藏族在早期就开始了深度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突出的特征是“多元一体”，众多族群经过长期融合才形成民族共同体，其形成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黄河河源文化既是多族群融合的结果，推动着古羌族、藏族等与华夏族深度融合，还联结着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辐射性和传递性，对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着重大作用。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研究黄河河源文化，不仅为认识和理解黄河河源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更加重视河源文化，而且深化了对长江黄河江河源文化区的整体性认识。长江黄河江河源本为一个整体，从源头上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　参见《青海简史》，http://qhh.qinghai.gov.cn/html/37/1348.html。

②　至今，汶川县为我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羌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7%，长江的支流岷江穿过汶川县境内。

③　“河南道”是指从内蒙古草原越过河西走廊，通过黄河河源地区，经甘肃省甘南州，顺岷江（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古代被认为是长江源头）南下，到达四川盆地和金沙江流域，此通道将蒙古族、藏族、羌族、彝族和汉族联系起来。

④　传说中的昆仑神话到底是哪座山目前没有定论，莫衷一是。《山海经》云“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昆仑山应该在黄河源头，也就是在河源地区。笔者倾向于把阿尼玛卿山视为昆仑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