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在对世界近百年历史进程今昔比较后所作出的综合性判断，引起各国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2]。应对百年大变局，首先必须清楚地认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有何基本内涵、有何具体表现。只有积极主动地“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在未来发展中抓机遇、育先机、开新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近百年历史演绎的潮头，用历史思维回溯反思近百年世界沧桑历史进程及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用比较研究法分析百年历史中各种事件的变数、程度及影响力，用忧患意识揭示当今世界发生的突变之强、巨变之大、乱局之重、艰险之难，用风险思维提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来前所未有大变局的警告。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3]58同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坚定地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4]此后，习近平先后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重申这一论断。综观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可以发现，这一论断准确把握了近百年来国际环境发生的深刻转变，特别是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新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新趋势的本质特征，对深入认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做出战略规划和调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进程与发展的经验和态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当今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做了比较系统的表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2]由此可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涵上主要表达当今世界局势发生的百年来未曾有过的超常变化：一是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化演进引发的生产力百年未有的大发展；二是由各国扩大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体制百年未有的大变革；三是由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引发的利益格局和地缘政治百年未有的大调整；四是由新冠肺炎疫情、逆经济全球化及传统模式突破引发的政治格局百年未有的大动荡；五是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的百年未有的严重威胁。纵横把握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在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深刻调整的变革性发展新趋向下，及时而应势地作出战略调整和规划，是把握其内生变量且科学应对的重要战略指向。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轨迹、效应及特点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在科技平台、经济格局、历史格局、政治格局、治理理念五方面崭露转型改变的特征，下文将对其表现形式加以具体论证。

一是世界科技平台百年之变：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向第四次科技革命转变。在前两次以蒸汽机和电力发明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基础上进行的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信息革命，进一步解决了人类的动力问题，并努力解决自动化的问题。在20世纪后期产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系统科学的兴起到系统生物科学的形成为标志,是更加深入而系统研究的微观世界突破，它推进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生命科学等理论与技术整合，推进生物遗传基因及生命创造研究的突破，推进生命安全和基因优化的革命，使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及智库利用更加智慧化集成化精准化，推进智能化手段的平台革命，从而使人与自然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在现代化科技平台上更加密切地无缝对接和互联互动。

二是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强权政治的经济旧秩序向平等合作的经济新秩序转变。一方面，旧秩序正在瓦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外部力量和内部发展赶超英国，至此世界经济重心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而美国以霸权长期把握话语权和主导权。但是，其强权、霸权违背世界公平正义原则和国际法则，逐渐遭到世界各国反对。另一方面，新秩序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渐走向成熟；由一般垄断走向自由垄断及国家垄断为主的被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入口”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股权社会化改革、国有化兴起、政府干预加大中正发生着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局部变革；“一带一路”兴起，亚投行成立，电子交易及本币直接交易蓬勃发展，人民币升值而美元通胀贬值，冲击动摇了美元霸主地位。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再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世界经济重心布局，开始呈现逆转之势，非西方国家也逐渐有了话语权。从全球GDP总量来看，目前发展中国家GDP比重约占40%，而据预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赶超发达国家，GDP占比将上升到近60%^[5]。当前之变是双重之变，不仅表现在地理之变，而且更多表现在主体涵盖国家之多、主题牵涉范围之广的大变局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次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中，发挥着强大的领跑带动和辐射效应。

三是世界历史格局百年之变：国别历史正演变为全球一体化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表明，“历史”终将演变为世界历史，而在此演变的背景下和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世界历史格局。百年历史证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21世纪不仅是数字的变化，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开始转变、演变发展、加速转变的变化，还是时代格局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演变发展到“东升西降”的新世界格局的变化。这场世界历史格局之变化影响，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效度上均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6]“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格局在深度上的重大飞跃，这不是单方面的、局部的场景之变，而是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之变。

四是国际政治格局百年之变：由战争与革命主题向和平与发展主题转变。从20世纪前半个世纪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的主题。20世纪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发起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而由战争同时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世界增添了新兴的生机活力。二战后虽然经历了冷战时期，但很快转向全球性的改革开放运动，推动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战略取向的世界经济大潮快速涌动。经济决定政治，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多边贸易、多种金融中心兴起、多种所有制并存竞争，导致世界由两个超极大国争霸转变到多极发展。新兴主体国家的崛起标志着全球发展中心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亚非等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新一轮的较量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旧政治格局解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以往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发达国家、东方受制于西方、社会主义受制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五是全球治理理念百年之变：由垂直统治向协同共治转变。长期以来，“治人”和“治于人”传统全球治理格局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为首末两端。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权力的演变，传统治理僵局逐渐被打破，新的治理格局应运而生，全球共同治理成为新常态，相应而生的全球治理理念也焕然一新。一新在于更多元的治理主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领域开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表达更多的声音。二新在于更复杂的治理议题。不仅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生态恶化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还有一些“新边疆”“高边疆”问题大量涌现，更有一些侵害他国主权、安全和丑化他国人道主义精神行为的现象此消彼长。三新则重点强调顺应大变局之形势提出新的治理规则和治理理念。譬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积极探索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模式，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为建设美丽繁荣的世界展现了中国智慧，为解决世界性治理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四新在于构建多元化治理平台。譬如G20、金砖国家组织以及一大批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组织的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方案的积极推行，共同表明多层面、多维度、多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积极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规则、理念已成为现代化发展平台中百年未有之新思路、新战略和新智慧，赢得国际主体国家的一致肯定与支持。

认清本源，方能抓住关键。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推进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大联合，构建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既符合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又顺应全人类发展大势，不仅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影响力，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现实感召力，还对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形成极大的精神鼓舞，赢得世界各方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面对时代更替、时势大变、时运相连的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大环境，怎样突破难关成为关系着人类生存发展、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各国向何处去与人类向何处去两大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及未来指向性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各国领导人及普通个人承认不承认、情愿不情愿，都在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实现主观与客观、局部与整体、现实与将来的融合贯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切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原则，跨越不同国家、种族、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不仅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同时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与实践，使其逐步成为中国引领人类进步方向的标志性旗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些在国际上违背历史规律和公平正义准则的倒行逆施，终将被日益觉醒的正义呼声、逐渐公正的国际法则、不断强大的新生事物、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所抛弃。旨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推进国际大团结大联合大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取得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获得更多的追随声援和价值认同，必将在跨国交往交流交换实践中谋求“最大公约数”，在充分发挥各国自主选择中推进更多的合作、协作、创新创业，画出世界人民团结的“最大同心圆”，共同开辟更加美好的人类发展前景。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构建来看，它贯穿着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借鉴了西方优秀哲学思想，描绘出近期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坚持发展。一方面，贯彻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区别于思辨哲学有关思想的地方，在于它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力求改变世界，关注一切人的现实活动和社会生产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深化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主旨要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对于世界新秩序的愿景，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7]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儒家“和”文化的优秀传统。既倡导建立平等互助、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反对不平等的粗暴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的文明包容理念。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西方合理思想的创新发展。西方文明所追崇的“契约精神”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这些思想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现时代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继承以往整体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8]538“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人类社会这个整体与每个国家、每个人之间的关联。每个国家作为整个世界的局部，每个人作为整个国家的元素，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在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先进与落后的相辅相成与连锁效应中不断激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机活力。

应对全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革大调整，需要集聚各方力量，精诚团结，统筹施策。为此，中国率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在新时代新局面背景下寻求大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力求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是不断突破国别界限、日益开放的动态发展世界，是全球日益趋同的一体化世界。科学无国界、污染无国界，人类文明越来越共享化、人类灾难也越来越连带化，全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此次疫情是对世界各国的考验。对内，习近平主席把握国内主要问题，实事求是，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共同体”聚焦导向。对外，积极提供人道主义国际援助，针对全球疫情传播，提出国际治理之策，“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9]。强调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积极推动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此外，对于污染无国界、全球环境日益恶化问题，习近平又多次强调全球生态一体化理念，提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向全球展现了互联互通、平等合作的世界观，也表达了中国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战略定力。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公平公正、安定有序的治理之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准则，是中国长远发展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思想基础，是对国际社会“共同体”经验的借鉴，也是中外文明智慧的结晶，凸显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共同使命及利益纽带。各国应该摒弃前嫌和意识形态差异，尽自己所能，积极为全球治理共同体利益而同舟共济，共筑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世界格局。

由于全球系统内生变量持续发酵，百年以来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规则动作导致大变局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拉长增大。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疫情流行、经济低迷，各国矛盾叠加、灾难危机频发，国际争端激烈、冲突不断，全球如何治理？突破世界难题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引发负责任的大国大党领袖们的新思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用全球大视野谋划世界大格局，重申开创更加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

从国际社会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以往各自为政的治理模式的突破，已被贯穿应用在国际关系中。譬如，欧盟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共同体组织，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融合，最终成功由一个经济共同体转向为经济政治共同体，并改名欧盟。欧盟的成立，一方面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多样性发展；另一方面，欧盟这种共同体思维启发世界各国在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难题时，要用综合思维和区域协作创新思维构建整体发展战略，推进利益相关国联合共治、共建共享，打造通向未来稳定发展前景的利益共同体。

事实证明，欧盟成立和发展的经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在合作共赢的大环境下，不断衍生出很多这种联盟“共同体”，比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等，这些组织的成立大都是为了解决长期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而走向联合的举措，对社会资源优化重组、开放搞活、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开创活力和秩序相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新发展阶段开创新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这次由疫情国际大流行引发的执政能力及国计民生考验，暴露出西方一贯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本质，呈现出资本贪婪、“政党政治”、轻视民众生命、本能自由的严重恶果，也以反面教材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由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旧秩序、旧体制，实质上是奉行资本至上、弱肉强食的逻辑，不仅不可靠，而且无公平可言，全世界人民必须开创公平正义、平等互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新体制。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世界生机的激活动能。面对近期日益增多且更加复杂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主席立足于抵制疫情成功有效、世界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中国，力图继续发挥起新引擎效能，提出构建以拉动中国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为主，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和巩固“一带一路”的连锁效应，带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融入双边多边联动合作的行列；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诚信外交理念，充分发掘相关利益国的潜能，共同突破难题、化危为机。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1]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广泛传播以来，中国采取及时、快速、高效的措施成功地控制住疫情，取得了其他国家难以做到的治理实效。大量客观事实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高度统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执政、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团结大联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以开展大量国际主义援助，积极帮助受疫情危害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及民众渡过难关，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引导世界各国转危为安，也彰显出中国大国大党在国际风险考验中重情重信重义的高尚道德境界和责任担当。这些表明，欲摆脱世界困境，必须继续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发挥疫情治理和维护全球安全的中国方案效用，发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功能，推进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眼前到长久的世界一体化、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继续以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开创更加开放、富有生机活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思想，引导世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世界复兴全球梦的同频共振中展现新发展希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突破难关风险、救亡图存、探索和平发展之路、推进世界大同，这是近代中国和世界许多仁人志士不断思考和谋划的重要课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侵略、被掠夺开始，到现在的建党百年，中国经历了救国、立国的完成时，实现了总体小康，正处于努力奔向强国的进行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经验，也为治理世界提供了由特殊国情抽象出一般规律、由感性认识抽象出理性智慧的实践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负效应影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未来发展道路充满变数，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探索的进程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碰撞和洗礼。建构新发展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严峻考验，更是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和文明进程的深谋远虑。

为推进新发展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应用全球生态整体理念引导各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营造和谐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演进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或协调程度关系着文明发展的程度。在原始蒙昧野蛮时代，自然控制和支配人类社会，人类文明裹足不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逐渐有了改造自然的工具和能力，人类文明有了较大进步；在工业文明时代，依靠制造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也狂妄自大起来，以为资源可以无限地开采使用，在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狂热激情、“增长就是发展”的经济理论误导、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大量开发利用资源，同时也在盲目竞争中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以致长期陷入生态恶化、能源危机中。上个世纪80年代人类终于探索到可持续发展道路，找到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协调一致的发展模式。尽管人与自然矛盾加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各国已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作为环境主体的人类应当承担保护自然、共筑美好家园、保护生命安全的主体责任；意识到维护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至关重要性；意识到污染无国界、生态日益恶化的全球性风险；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共荣的长远大计，是化解全球性风险挑战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人应当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科学方法论是有效治理难题的准则、捷径和关键。在全球治理进入新发展阶段，为有效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灵活运用以下五大主要本领。一是坚持应对挑战与抓住机遇的统一。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各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关键是要审时度势，合理定位，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把握有利的机遇和条件，促进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二是坚持应然理念与实然举措的统一。面对世界性的大变局大调整趋势，应树立科学明智的理念，把握正确的思想导向和核心价值观，结合本国实践诉求及世界发展规律，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适宜规范的制度体系，创新务实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坚持应急管理与常态管理的统一。各国面对日益增多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应加强应急管理平台和组织制度的建设，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同时继续加强日常事务管理，维护地区社会治安稳定，实现在突变中从容应对，在常态中防范隐患，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手段推进科学预测、精准防控和高效处理。四是坚持统筹大局与兼顾局部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互联化、生态一体化、科技现代化潮流下各国利益休戚相关、荣辱与共，需要提高G20、联合国及世贸组织等跨国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用全球眼光谋划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的总体布局，推进各种关系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促进世界系统结构优化和整体功能强化，同时兼顾各种文化的差异性特长及贫富差别状况，继续采取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优惠扶持政策，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五是坚持长远谋略与协商共治的统一。为在更长时间跨度的百年大变局中开创新局，需要针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聚焦世界大智慧，协商谋划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长期利益的发展战略，制定化解近期个别特殊的突出矛盾及重大难题的治理对策和实效战术，构建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效机制，合力推进世界走出低谷、突破难关，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前景。

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具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需要在引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积极促使中国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并且重申“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11]。中国2021年10月在昆明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正为统筹推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引领人类文明和全球治理，开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而推出新方案新布局新战略，为人类重展辉煌提供新契机和新里程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统观全球和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局势及本质特征，在同近百年世界变化状况比较鉴别后作出的整体性判断。在这个风险挑战与战略机遇并存期，全球治理理念和人类社会发展战略具体凝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谋求的福祉，既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各国”，更是“为全人类”，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当今世界体现出的精神标识、人文内涵及价值旨趣，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世界新局面与中国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发展理念的政治共识与思想聚焦。中国始终期盼各国共同参与全球社会治理，求同存异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治理与世界形势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挑战背景下，更希望各国携手共建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新世界，开创主导性与多样性、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