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指出：“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1]岷江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和主轴，在巴蜀文化体系之中，岷江文化彰显出其主体地位。岷江文化以岷山为核心，以岷江为中轴，以岷江流域为载体，在融合多元文化的基础上缔造了中华早期文明之一的古蜀文明。

岷江文化具有突出的双源性。所谓双源性即岷江文化既源于黄河文明，又源于长江文明。早在远古时期，黄帝、颛顼在东迁过程之中，就与以岷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域文化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先后通过两种途径产生：首先，由颛顼的母系蜀山氏所在之地南进至岷江河谷，再至岷江文化中心之地的成都平原，营盘山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彩陶传播之路，马家窑文化正是通过岷江河谷进入蜀地；其次，颛顼入主中原后，造都帝丘（河南濮阳），然后南下长江中游，溯长江，沿岷江西上达于成都平原。徐中舒认为：“从陶器当中可以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是沿岷江西上的。”^[2]6这表明，黄河文明与岷江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另外，从世系上来讲，黄帝、颛顼所创造的黄河文明与岷江流域同样存在着承续关系。黄帝出自西北地区，与居住岷江上游的蜀族同样为氐羌族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子“昌意娶于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黄帝驾崩之后，“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3]1。由此可见，岷江流域的蜀山氏与黄帝、颛顼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再者，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的某些陶器、玉器的形制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有关联，证明古蜀国与传说中的颛顼确有联系^[4]。林向认为，从宝墩文化时期的字符以及龙崇拜来看，古蜀与夏禹也应有一定的文化同源关系^[5]。另外，长江中下游文明与岷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器物与长江中下游的器物相近。如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十节玉琮，无论从材质、形制、工艺，还是纹饰来讲，都很有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江章华认为，4500年前的青白江高楼村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形制与长江中游的哨棚嘴一期晚段遗存的器物相近，属于哨棚嘴文化二期，明显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影响^[6]。近数十年来，岷江流域大量考古发掘表明，岷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了黄河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因而岷江文化的双源文化特征十分突出，这在中国各江河文化中具有唯一性。

岷山和岷江孕育并主导了古蜀文明起源。位于岷江上游的岷山，在古蜀文明起源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7]2651《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高万仞。”^[8]这个高万仞的“海内昆仑之虚”，舍岷山莫属。岷山之神圣可见一斑。古蜀人对岷山极为敬畏崇拜。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一号坑的方向为北偏西45度，二号坑为北偏西55度，共同朝向蚕丛氏所兴起的岷山。而同一时期成都羊子山土台大型礼仪建筑，方向也是北偏西55度，同样朝向蚕丛氏所兴起的岷山。”^[9]298-299这一现象说明古蜀文化的共同源头皆在岷山，都与蚕丛氏居住的“岷山石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有研究者在岷江上游进行考古探测，发掘了一系列的石棺葬，亦从侧面呈现了岷江上游的大石崇拜文化现象。据此，蒙文通先生认为岷山就是《山海经》中所说的天下之中，就是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徐学书亦认为：“岷山是我国西南至东南亚地带重要的文明摇篮地之一。”^[10]另有不少研究者都认同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进入成都平原的，其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大约在5000年前从茂县翻越九顶山进入今什邡市，在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的桂圆桥等地建立了规模较大的聚落，由此形成了桂圆桥文化。二是在4500年前顺岷江而下，经今都江堰进入成都平原，由此创造了宝墩文化。蚕丛等早期古蜀部落从岷江河谷逐渐迁移到成都平原，临河而居，依水建城，古蜀文明逐渐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界陆续在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村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和盐店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八座规模不等的古城，其中宝墩古城的面积达278万平方米，是中国早期较有名的古城，并由此形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为密集的早期古城群。“宝墩文化早期聚落基本位于岷江冲积扇两侧边缘地带，城址大多位于岷江西侧。”^[11]166-182也就是说，宝墩文化不论是从源头来看，还是从产生的地理空间来讲，皆与岷江流域休戚相关。宝墩文化之后，岷江水系所在的成都平原相继出现了著名的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金沙文化，古蜀文明达到一个鼎盛阶段。林向先生认为，从新石器时代之末至早期金属时代，“以成都平原与岷江流域为中心的古蜀文化便大致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引发了文明的起源”^[9]36。

可见，岷山、岷江所衍生出的岷江文化在古蜀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双源性以及两种文化的重叠性。可以说正是黄河文明南下与长江文明西进，推进了岷江文化的产生与古蜀文明的兴起，因而岷江文化是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下而形成的，这既是岷江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有别于其他地域性江河文化的特点之一。

水利文化在岷江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是岷江区域社会机制有选择性的内化表现，也是岷江文化形态的标识之一。从地理环境上来讲，“四川岷江两岸，趾步皆山，层岩耸峥，谷地狭隘，地势甚为高峻”^[12]5。远古时期岷江经常发生洪灾，给成都平原造成巨大的水患。因而成都平原开发的历史就是一部水利史，因水而兴，因水而发。秦并巴蜀后，蜀太守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修建了都江堰，从而使成都平原的水患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由此造就了天府之国。历史上，都江堰虽然曾经多次遭受严重损坏，但都很快恢复，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千百年来成都的官员和民众都高度重视都江堰在农业经济方面的作用，相关的管理者和工匠在水利管理、工程管理、水工技术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利文化和治水智慧，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如“六字诀”“八字格言”和“三字经”^②等，都是都江堰的治水法则和经验总结。“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自然条件、综合布局以及经济效益，都是天人合一的典型例证。”^[13]岷江自大禹开启治水，历经开明、李冰，最终成就了都江堰这一伟大的旷世工程。在科技和生产力水平都较低的条件下，古蜀先民能够创造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水利伟业，关键在于在他们有着卓然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水利文化精神和顺其自然、利用自然、因地制宜的治水智慧。岷江文化视野下的水利社会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地域色彩，也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治水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永恒主题，每当洪水来临，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在各流域河流人民的联合下，才能完成治水任务，所以治水是实现区域社会治理和合作的精神纽带。

正是岷江治水的成功，造就了成都平原农业文明的辉煌。蒙文通先生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区域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14]48。而古蜀农业文明最早起源于岷江河谷，营盘山考古发现了大量农业文明的遗存，如粟、黍等农作物。徐中舒先生认为，“蜀地从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2]11。岷江流域早期农业与大规模的定居同步。如果说桂圆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还只是以旱作农业为主的话，那么宝墩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水稻作物。202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新津宝墩遗址内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等植物遗存，这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岷江流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稻作文明。岷江流域成为中国农业发源地之一，从而支撑了古蜀国的兴起。《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王朝时期，以今成都城市为中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5]27，一个以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为支撑的富强国家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岷江流域农业发达的内在逻辑是从岷江治水开始。“兴水之利，除水之害”，成为岷江流域的重大公共工程。治水实践从消极防患转为兴利与除害相结合，从传说中的大禹东别江沱，到杜宇、鳖灵治水，再到李冰兴修都江堰，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3]175李冰之后，逐渐形成了岷江水利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岁修制度、水利科学技术，在防洪功能、自流灌溉、改善土壤等方面皆取得了显著成效。成都平原的自流灌溉使水稻、粟、黍等农作物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成都平原特有的生态循环农业经济体系，成都平原成为“天府粮仓”，为秦统一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

魏晋南北朝以后，当中原以及江南地带普遍采用水车等机械提灌法以解决农田用水问题之时，成都平原却鲜见水车，盖因优越的水势地理区位形成自流灌溉，无须水车却水旱从人。成都平原的水利优势在中国各大区域中也是少有的，这与成都平原的地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气候条件有关。岷江流域地处北纬30度，具备了季风环流条件，雨量十分充沛；成都平原富含黄壤，植被丰富，在此优越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形成了富有区域特色的稻业、渔业、水运业、造船业、酒业、茶业。从汉代起都江堰灌区的水养业就高度发达，并在全国首创了稻田养鱼，《魏武四时食制》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16]1344《汉书·地理志》关于广汉地区亦载曰：“民食鱼稻。”^[17]1645都江堰灌区的池塘、水田还被广泛用以人工养鳖。成都平原的农业随之产生巨大飞跃。及至唐代后期，因农业发展卓越，岷江流域较之于前增加了为数众多的中小城市和集镇，“嘉州地区新增之沐源镇、沐川镇、延贡镇、干溪镇、铜山镇、旧市镇，大抵分布于岷江中下游、以及青衣江与岷江交汇处的川西平原南部区域”^[18]15，并由此孕育了市镇经济的发展繁荣，正所谓，“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15]43。

承之上述，岷江流域在秦汉以后造就了天府之国的斐然成就，水利文化与农耕文化时空交织，成为岷江文化的基本特质，并且维系了岷江文化数千年的可持续发展。

从岷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性：一是指具有兼收并蓄的文化气度，勇于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之处；二是指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同时，还可以输出自己文化的能量，对其他文化体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基本上是中国大多数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但不同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融合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岷江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多元文化输入并整合的过程。从新石器后期岷江上游的陶器制造技术、纺织技术及原始农业经济和原始畜牧业经济来看，岷江早期文化有可能是吸收了早期黄河文明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岷江文化也深受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长江中游文化的西进，如作为岷江文化子系统的三星堆文化在青铜礼器的选择、神像与祭器的制造方面，与长江中游上古文化有密切的关系^[19]。另外，良渚文化也对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体现在长江中游文化成为联结岷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中枢，有研究者从三星堆的铜冶铸工艺及其艺术风格入手，指出中原二里头文化通过长江中游的鄂西、三峡地区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可见，岷江文化的形成得益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衍生互动，岷江文化亦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早期文明的源头之一；岷江文化通过内生动力而成长，亦在诸多层面夯实、完善了中华文化深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岷江文化的开放与包容还表现在与异域诸邦文化的频繁交流。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岷江文化从先秦以至明清，在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互学互鉴过程中，一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充当了文化枢纽角色。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流域的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如四川雅安沙溪遗址）出土了诸多陶器，这些陶器与三星堆的陶器形制相近，足以证明当三星堆文明确立不久，便开始向青衣江流域输出^[9]169。另外，大渡河中游也出土了诸多来自岷江流域的战国青铜器，如四川越西出土的铜釜、铜砖和巴蜀符号铜印章。近年来，在盐源等地发现的大批战国青铜器，多与岷江流域有关。秦汉以后，岷江文化经大相岭、大渡河，从笮都向南，进入以金沙江支流安宁河流域为居息地的邛人各部区域，从而对滇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考古工作者在金沙江流域发现了分布广泛的三角形援直内青铜戈、青铜剑等，这些青铜矿器就是吸收了岷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相关因素制作而成。另外，越南西北部红河流域的冯元文化中出土的玉石璋、戈、瑗 、璧等都有三星堆文化的元素。岷江文化与西亚、中亚甚至非洲也有联系，如段渝认为“从青铜雕像、神树、权杖和金面罩文化因素来看，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三星堆文化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近东文明（西亚、中亚和埃及）的交往就已经存在”^[20]。根据考古出土实物以及文献资料，大致可以认定，自商周之际开始, 岷江文化已远播南亚，特别是开明王朝灭亡之后，安阳王沿南方丝绸之路迁入越南，抵红河地区（古交趾之地），后来，安阳王又进入柬埔寨建成扶南国。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岷江文化对越南、柬埔寨古代早期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概而言之，早在远古时期，岷江文化就通过输入与输出，形成了兼容、多元、开放的文化内涵，并以一种创新态势，通过内外场域文化圈形成波纹状不断向外域辐射。一是向毗邻岷江流域的滇文化、黔文化、甘南文化、川东文化等地域文化辐射。二是对外场域文化的吸收。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出土虎斑宝贝、货贝、环纹货贝等大量海贝。以齿贝为例，其素来是印度洋地区通行的货币，《通典》中曾描述天竺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俗无簿籍，以齿为货”^[21]5261。诚如段渝所言：“不难看出，三星堆的海贝，应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这类未经中转的直接的远距离文化传播，通常很难在双方之间的间隔地区留下传播痕迹，通常是直接送达目的地。”^[22]294秦汉大一统之后，岷江文化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内涵成为岷江文化基因，影响着岷江文化的发展变迁。

文化是一个地区人类社会的根与魂，文化的形成、发展、兴盛、衰落都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有关^[23]1。岷江上游流域地质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相对险峻，《山海经》记载：“汉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7]2648为此，当地民众结合地理环境，在建筑、交通等方面创新创造，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

首先，这种创新创造在建筑上表现为大石文化与巢居文化。大石文化为岷江上游的先民所创。古蜀早期的大石文化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24]2858。邛笼即碉楼系统，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迁移至成都平原后，虽然不再以大石垒建碉楼，但仍然以大石来寄托对祖先的崇拜和思念。另外，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也是模仿石室建筑而成，体现出对宗源环境的祭拜之思。蜀山氏从岷江上游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后，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巢居和杆栏建筑。“构木为巢”，是指古蜀先民为避免地面潮湿和虫蛇侵袭，在树干分枝的叉面铺设枝干茎叶或在其上搭架简陋的盖棚以栖居。这种巢穴式构筑物对岷江流域居室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延伸出富有区域特色的干栏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十二桥发掘了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商代建筑遗址，该建筑遗址即以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为特征。岷江流域的干栏建筑分布很广，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汉中到邛笮之间都还存在这类建筑，“依树积木，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25]2887。及至唐代，杜甫在《雨二首》当中亦对此有所描述：“殊俗状巢居，曾台俯风渚。”干栏建筑格局一般为：“住屋呈方形、平顶，下层圈牲畜，中层设卧室、厨房以及神龛，下层贮藏粮食、杂物。”^[26]373这种建筑承袭了巢居的样式，既远离地面避免水气和虫蛇侵袭，又进一步扩展了室内空间，增强了遮风避雨的封闭性功能，使人们的起居更加方便和安全。

岷江文化的创新创造特质也表现在交通建设方面，形成了以栈道、水路与笮桥为特征的交通文化。栈道是古人为了解决深山峡谷悬崖绝壁通行的一项发明，即于险绝之处，旁凿山岩，架木而成空中道路，在上行走如履平地，这在岷江上游较为常见。开明王朝时期，蜀国的栈道发展至北部山区修建了著名的川陕栈道和陇蜀栈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 ^[3]734。

在秦代之前，岷江至长江水路是当时蜀地通往东部地区的主要通道。李冰为蜀郡太守之时，曾经多次浚疏河道，建造木船，发展水上运输。《华阳国志·蜀志》载：“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通正水道。”^[15]30

笮桥文化也是岷江交通文化创新的重要体现。岷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遍布水流湍急的峡谷，不适宜渡船与架桥，于是当地民众发明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架桥技术——笮桥。笮桥建设既折射出岷江地理的复杂性和交通的艰难性，也反映出岷江流域居民在交通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

由上述可知，邛笼、干栏、栈道、笮桥等构筑物与交通形式，一方面体现出岷江文化坚韧、创新的特质，呈出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蜀民众的集体智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禀性。

另外，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还有岷江文化的林盘文化。林盘是岷江流域成都平原独具的人居特色。成都平原的林盘景观形态的最外层有着三层结构：外层由农田、道路、水网构成；中层由高大乔木和竹林及灌木花草构成，形成半封闭的天然绿色屏障空间；最中心则是人居空间，主要由单体建筑和院落建筑结合构成。川西林盘的建筑建设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景观，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同时，林盘文化亦充分体现了岷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性。

成都这座城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水绿天青不染尘”等诗句都是对岷江文化的最好注解。

岷江文化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滋生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融合的社会伦理，和谐包容也因此成为岷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相关研究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自先秦以来，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渗透到岷江文化的内核，成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成为岷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如都江堰的建设、火井的使用、“交子”的发明，一系列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无不彰显岷江文化的创新创造精神。

岷江文化崇尚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少人也因此耽于幻想，由此推动了“神仙”文化的产生。相传，生活于岷江流域的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而后两王杜宇与开明也分别被神话为飞天的杜鹃与升仙的开明兽。从先秦至东汉，神仙文化在岷江流域十分盛行，并形成道仙文化。东汉末年张陵正是在岷江道仙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天师教正一道。张陵曾经云游中国南北各地，最终在岷山山脉的鹤鸣山与青城山修道，受道仙文化的影响而顿悟，创建了正一道的道书、教义以及教规。青城山亦成为了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首，张陵最后亦羽化山中。正一道认为人死后可以羽化成仙，与岷江文化中“万物有灵”的传统灵魂观念相一致。正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强调，神话来源于原始人关于灵魂的观念，并用这一观念来解释自然和社会。

岷江道仙文化渐渐使蜀人形成了“重仙”的文化心态，从而激发了蜀人富于浪漫想象的文化，使蜀地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善于凭风依空、凌云言志、言语瑰丽。这种浪漫的文化想象在西汉赋圣司马相如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司马相如行文的特点就是善于以瑰丽浪漫的想象和华丽的辞赋来抒发政治意象。自司马相如以辞赋名满天下以后，蜀中文风日臻隆盛，形成了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而瑰丽浪漫的道仙文化则成为岷江文宗文化的重要基础，从而使岷江流域的文化人在历史变迁之中始终保持着瑰丽浪漫的文化想象与思想个性，正如司马相如所说，有“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从扬雄到苏轼，从杨慎到郭沫若，都充分地体现了岷江文化不拘一格、特立独行的文化品格，彰显了中华文化之灵异俊美。

当下学术界对岷江文化的关注度极为不够，相关研究还正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未启动。人们对岷江文化的面貌、特征、内涵以及价值等都还缺乏系统的深刻的认识。由于岷江文化十分博大，内涵极为丰富，本文也只是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管中窥豹而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如果说长江与黄河同属中华文明两大主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那么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一直作为长江上游的岷江无疑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岷江文化与其他江河文化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双源性，即岷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岷江文化既有长江文明崇尚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特点，也有黄河文明注重人与社会协调的伦理规范和文化内省；既有着瑰丽浪漫的文化想象，也有着脚踏实地的坚韧顽强；既有着地理上的封闭和保守，也有着思想上的开拓和开放；既注意守正，也强调创新创造；文而不华，柔而不弱。因而，岷江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在中华文化各子系统中独具特色。

当前中国正进入建设现代化的新阶段，长江三大城市群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动力源和战略支撑点，长江文化也成为长江城市群提升竞争力，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因而加强岷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迫切需要加强岷江文化与中华文化起源关系的研究，需要深入结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展现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与发展的细部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其次也需要加强对岷江文化的多元性构建以及阐释，对岷江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提升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成渝城市群的构建，推动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和公园城市示范区。

注释：

①　岷江流域除了岷江干流外，还包括支流大渡河、青衣江以及沱江上游地区，如果这样的话，岷江流域的范围就太广泛。本文的岷江文化只涉及到岷江干流流域。

②　都江堰治水的六字诀为“深淘滩,低作堰”；八字格言为“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弯截角，逢正抽心”；三字经为“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凿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椿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勿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