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黄河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而作为长江重要组成部分的岷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作为长江正源，其文化的发达，影响力的深远，无疑超过金沙江文化，应该得到关注。特别是在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长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脊梁，建设长江上游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保护、传承和研究岷江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推动长江战略，促进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岷江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核心，而古蜀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亚文明体系。岷江文化与古蜀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空间的重叠性。自营盘山文化开始，历经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再至金沙—十二桥文化，古蜀文明皆以岷江流域为依托，体现出文明变迁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秦并巴蜀以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岷江流域，以统一国家的建立为保障，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一体化为基础，以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为条件，推动岷江流域农耕文明出现大发展。随着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交融，渐及形成以岷江文化为底色的“天府文化”。

岷江文化从形成到发展都与中华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岷江文化在形成时期就具有双源性，即岷江文化的一个源头为黄河文明，另一个源头为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南下，长江中下游文明西进，在岷江流域出现了融合发展，从而使岷江文化具有双源性特征，这是岷江文化最为基本的思想根底，也是岷江文化区别于其他江河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因而研究岷江文化对于探析中华文明和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古蜀农业文明最早起源于岷山河谷，营盘山文化遗址就是考古证据。当第一代蜀王蚕丛率部自岷山河谷迁移到成都平原，临河而居，依水建城，古蜀文明遂逐渐形成，展示出特色鲜明的天府农业文明。古蜀治水与农耕交织的时代特别漫长，成为岷江水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水利文化在岷江区域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岷江区域社会机制有选择性地内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岷江文化形态标识之一。大禹时代开启中华治水之风，历经大禹、开明、李冰三个西蜀治水里程碑进程，在科技和生产力水平都较低的条件下，依然创造了人类水利之伟业，因而在农业时代水利社会的视域下，岷江文化的水利精神和水利智慧具有普遍的中国意义。治水是中国农业时代的永恒主题，每当洪水来临，只有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人们联合起来，才能完成治水任务。所以，治水是实现区域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治水工程对国家权力的强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总结历史上岷江水利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规律，对于探讨中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岷江文化从形成之初就受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熏陶，耦合出中华文化的特色。如岷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高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特质与中华文化是高度一致的。岷江文化体系中的道仙文化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人类命运形成的思考和价值理念的创造，对中华道学的价值观形成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亦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中华文化。

“因水而兴，因水而诗”，岷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是西蜀文宗文化创作与灵感的源泉。自司马相如以辞赋名满天下以后，蜀中文风日臻隆盛。之后有被誉为“西道孔子”的扬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的薛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明代文坛宗师杨慎，现代文化巨擘郭沫若、巴金，正所谓“吾蜀擅宗匠，天地有大文”。司马相如、扬雄、薛涛、“三苏”、李焘、李心伟、杨慎、郭沫若、巴金皆出生或成长于岷江流域，李白、杜甫则与成都、乐山等岷江沿岸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杜甫在四川居住了8年，共写了800多首诗，其中有300多首即在岷江流域中心城市成都所写。明代李贽在《焚书·续焚书》中对岷江流域文学名人的特点有较为精当的概括：“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3]332从其表述之中，岷江文化厚积薄发、一鸣惊人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岷江独具禀性的“水”文化特质激发了蜀人富于浪漫想象的精神，使蜀地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善于凭风依空、凌云言志、言语瑰丽。

岷江流域是汉、藏、羌、彝、苗等多民族聚居区。远古时期岷江上游的民群构成复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4]3837其中徙和筰都主要在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冉駹主要在岷江上游西北阿坝一带，白马则是在岷江上游北部。另外，岷江下游宜宾地区在古代有僰人，今则有苗族和彝族。从地理区域上来讲，岷江流域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大通道，也是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区域的形成与发展^[5]。特别是岷江上游和羌族素有“民族活化石”的称号，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族群认同，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借助岷江流域多民族文化载体，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开展岷江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在宏观上，需要结合地理空间角度区分民族的差异性 ^[6]105。譬如岷江上游主要是羌族、藏族，中游以彝族为主，下游主要为苗族，同时各地夹杂蒙古族、回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在微观上，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区的差异性与融合性同样值得注意。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主要分布于南段的高山地带, 藏族分布于北段和西段等海拔较高的区域，汉族主要分布于低平的河谷地带。

因此，在民族聚居如此复杂情势之下，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之中，应该采取分地区分民族的方式，在保护与开发之中打造一条新路。即“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民族文化的常态”^[7]19。例如，通过保护和开发羌族建筑中的羌寨文化、宗教上的“释比”文化、服饰方面的“纳啵”文化、藏族的牦牛文化、彝族的大刀舞文化、苗族的舞狮接龙舞文化和武术文化等民族文化，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同时，通过民族民俗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另外，岷江流域红色文化遗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岷江地区核心竞争力、文化多样性、区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谱系，打造独特的文化产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之一，即在一个多民族杂糅互嵌的多元文化区域，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解决少数民族脱贫问题，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提供试验的样板。因而，深入开展岷江文化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出路。

岷江文化是当下岷江流域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当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引擎和重要抓手。通过梳理分析岷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脉络，将优秀的岷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除了有助于人文素质的提高，还可形成文旅联动机制，助推文旅产业的发展。如在城乡文化景观布局中将岷江历史文化融入民众生活区域，与民众生活相调适，由此衍生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地域景观，从而增强城镇村落的文化特色。这不仅可以对历史文化城镇、村落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可以提升旅游开发的吸引力，成为“未来城市”和“未来乡村”的生态底色和民众生态休闲生活的窗口。因此，传承、发展和研究岷江文化具有丰富的文旅意蕴和社会意义，也是了解岷江流域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必由之路。

广义的岷江文化，是基于岷江流域^②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既包括岷江流域范围内的城镇、建筑、水利、生态、饮食等物质文化，也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狭义的岷江文化，是指在岷江流域内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和，以及与其相配合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形式。

关于岷江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因而本文不便就此展开讨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时间向度，即都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一种多元的线性发展过程，是由许多前进途径组成的，而这些途径往往长短各异^[8]22。所以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岷江文化如何兴起与发展变迁的。依据岷江文化的内在逻辑演进路径，大抵可将其分为七个历史时期。

远古至两代蜀王，是岷江文化的孕育期。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岷江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新石器时期，岷江流域的人类活动更为频繁。考古工作者在岷江流域相继发现了若干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中岷江上游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最早，主要分布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县域。岷江上游地区已发现了距今6 000年的波西遗址，距今5500—5 000年的营盘山遗址和距今4 500年的沙乌都遗址，构成了较完整的文化发展体系，“可以建立起岷江地区距今6000—4 5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初步序列。” ^[9]岷江河谷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流域之间，黄河上游文化从西北南下，而长江中下游文化从东而西进，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民族与文化走廊，该区域所形成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形态各异的表征。从岷江上游营盘山等遗址出土的陶器来源、种类来考察，该地区存在着一条彩陶文化传播之路，营盘山的彩陶文化有可能是吸收了中原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现有研究表明，距今5 000—4 500年左右营盘山文化沿着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对岷江中游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古蜀文明主要缔造者——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皆与岷江上游地区的族群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自岷江上游的岷山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相继形成了以宝墩城为中心的若干文化分布区，并修筑了宝墩古城、高山古城、鱼凫古城等多个早期城市。至此，在岷江中游成都平原，“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新石器文化社区之中”^[10]31。以宝墩古城群的出现为标志，成都平原开始出现人类文明的早期曙光。其后出现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皆与宝墩文化有着紧密的接续关系。不仅如此，从文化出超的角度来讲，岷江最大支流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一个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11]93。

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址与鱼凫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距今3700—3500年，三星堆文化进入青铜时代，标志着古蜀文明迈入一个新的繁荣发展阶段，并发生内在的质变，而支撑起古蜀文明兴起发展的岷江流域亦以新的文化形态昭示于世。鱼凫王之后，接替而起的杜宇、开明王朝使岷江文化得以延续其繁荣。

一是这一时期岷江流域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岷江文化表现出显性的时代创造能力。首先，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造型各异、铸造精美、工艺高超的青铜器，这一发现表明岷江文化发生了划时代的质变，即古蜀文明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时代，从而使生产力发生飞跃，由此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三星堆青铜文明表现出来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创新力和创造力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从而也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的认识，被称为“一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其次，在城市文化体系建设方面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三星堆王城作为神权和王权中心存在，发挥着主导地位。在文化演进方面，当时的岷江文化核心思想主要表现为神权——王权文明。随着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的建立，十二桥—金沙文化兴起，成都作为新的文明中心出现。成都不仅是长江上游岷江流域的政治中心，也是西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成都的城市空间形态不同于同一时期中原城市功能布局，其内在的逻辑源自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已经发展成为亚洲东方的漆器、织锦等重要物品的生产中心，除相继建立的东工和西工两个大型制造业基地外，已经形成了超越蜀地的市场网络体系，岷江流域的产品大量销往外地。再次，以成都为中心的岷江流域在世界市场贸易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岷江流域就开始与西亚、南亚地区开展宝石、贝币和丝绸的商品贸易，东南亚的粟米种植、石棺葬，皆与岷江流域衍生的文化迁徙密切相关；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丝绸和相关商品通向南亚、中亚的最早路线。因此，以成都为轴心形成的对外交通贸易路线，彰显出岷江文化强烈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是岷江文化还表现出隐性的传统创新能力。比如在商代晚期岷江流域渐及流行的巫术，在鱼凫、杜宇、开明时期进一步发展并逐次形成了方术神仙文化系统，特别是与日后的中原文化融会之后，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源头，道仙文化进入岷江文化内核层面，并渗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色。

秦并巴蜀至蜀汉时期，是岷江文化渐及融会于中原文化的转折时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秦王朝将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在巴蜀地区强制推行，并向巴蜀地区持续不断地进行移民，中原文化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移民为载体，强力渗入巴蜀地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同岷江流域原住居民在生产、技术、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交流互动，将中原文化融入岷江文化之中，衍生出新的文化特质，出现文化创新。如李冰任蜀太守后，在广泛收集和总结古蜀治水经验的基础之上，依据都江堰的自然地理环境，创建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并设立了渠首和繁江前后两道防洪屏障，从根本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问题，从而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亦使以水为轴心、以成都平原为载体的精耕细作、循环生态农业模式逐渐形成。当代在岷江流域出土的大量汉代陶模表明，汉代成都平原几乎所有的稻田都与水渠相连接，从而确保农田用水，大约有一半的稻田旁边都有专门的水塘鱼塘，是故成都平原有亩产“千斤稻，百斤鱼”之说。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生态化发展，推动了成都的蜀锦、漆器、铁器等手工业出现大发展，商业贸易更是极度繁荣，成为汉代五大都市之一和三大经济带（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和文化枢纽。另外，成都平原还兴起了一批富有区域特色的手工业城市，如以出产漆器和蜀刀闻名的雒城（今广汉市），以冶铁、冶铜闻名的临邛。岷江流域正是在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理念推动下，建构出岷江文化外向型文化样态：秦汉时期，蜀郡的丝绸原料、丝织品进一步输往南亚以及印度大陆地区，成都亦渐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以成都为核心形塑的岷江文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并涌现出了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为代表的文学宗师，以严君平等为代表的道家学者。

秦汉时期，岷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并出现新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批杰出人物涌现，并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影响着历史进程和文化构建。与此同时，随着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的融合，岷江文化出现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观和礼乐文明取代古蜀王权文明的新趋势。

自两晋至于唐、宋，岷江文化在历经国家战乱分裂和统一之后，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首先，这一时期，成都作为西南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遭到长期战乱破坏，人口南移，岷江流域虽然也难免受到战乱影响，但总体上相对安宁，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乱世乐土，接纳了大量北方流亡而来的人口和随之转移的经济要素，从而使岷江流域经济在南北朝时期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入唐之后，岷江流域更因应水利事业成效卓著，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水稻种植范围逐渐向北扩大至绵州以北，向东南扩大至眉州、嘉州、犍为；岷江流域西部、南部的雅州、懋功、灌县、嘉州等丘陵地区成为主要产茶区，雅州更是成为制茶中心和茶叶商贸中心，并开启了茶马贸易和高原丝绸之路。

其次，岷江流域农业经济勃兴，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一是成都的造纸业和印刷业高度发达，成为中国的造纸印刷中心之一，并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二是成都的丝织业在隋唐宋时期达到鼎盛，隋代成都的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唐代成都的织工人数达12万人左右。三是城市集市迅速增加，唐代封闭的坊市制被打破，城市出现开放的公共空间和规模较大的商品综合市场，以及各种专业市场，相继出现了灯市、花市、蚕市、锦市、扇市等按照月令季节售物的物资交流集市以及早市、夜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催生了成都商人发明和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四是岷江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商业贸易集市始渐繁盛，唐宋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的西山诸羌，叙州（宜宾）的少数民族“马湖蛮”“南广蛮”与汉族人民皆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黎州、雅州更是通过与藏族的茶马互市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五是唐宋时期岷江文化在发达的农耕经济和工商业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发展。唐宋时期，成都文化名人云集，白居易称赞“诗家律手在成都”，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在成都的文化活动将成都提升为诗歌之城，并在此后数百年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自古诗人例入蜀”等文化现象。成都也是绘画和音乐之都，唐代成都的大慈寺壁画汇集天下名家的画作，五代时期花鸟画派和花间词派在成都兴起，“蜀戏冠天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岷江文化在宋代更是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以苏轼为代表的诗词文宗更是创立了豪放唯美的“蜀学”风格，为宋词的发展开拓了崭新道路。

元明清时期，是岷江文化出现衰落的曲折发展时期。自从宋元战争以后，四川的本土民众或因战乱或因瘟疫饥荒大量死亡和迁徙。因而明朝建立后，岷江文化元气大伤，明朝两百多年间一直处于缓慢发展时期，除出现明代大学者杨慎外，其他文化方面的建树都乏善可陈。明末张献忠入川及清初持续多年的战乱，四川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岷江文化陷入困厄状态。“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的兴起，一方面，为岷江文化带来了长江东南文化的新因子，对岷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使岷江文化“在文化特色上具有鲜明的交融性和沟通性”^[12] 。但另一方面，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的移民群体进入四川，主要是为了生存，因而对文化的建设不甚重视，尤其是精英文化在清代前中期较为缺失，以至于光绪初年，张之洞主持四川科考时，惊奇地发现，蜀地科场作弊甲天下。但是清代岷江流域的市井文化却得到较快的发展。当18世纪初入川的移民达到高潮之际，岷江流域经济也在移民的努力下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很快恢复至明代水平，出现大量的剩余产品，使农产品呈现出商品化特征，并催生了新的产业。如清代中期以后岷江流域的酿酒业形成了区域发展特征，成都、大邑、邛崃、乐山等地的酿酒业颇为兴盛，白酒进入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白酒家家熟，黄鱼日日餐”，成为当时普通人家生活的写照。位于岷江与金沙江交汇处的叙府（今宜宾）更是出现了大规模专门从事酿酒的“槽坊”，其有名者如“温德丰”“德盛福”“长发升”等。清代，岷江流域的川菜文化也在南北餐饮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有着百菜百味之称的川菜体系。移民文化还推动了川戏曲艺等民间艺术的大发展。

清代前中期，岷江的教育和学术文化渐趋滞胀，一度学风败坏，人才凋敝。因此岷江流域一方面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另一方面则是市井文化的兴盛，成都等城市充满了市井烟火气。

19世纪后期，岷江流域的文化发生了多个标志性的重要变化。一是尊经书院的建立，推动了传统蜀学的重兴，士林风气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批杰出人物相继涌现，从而为晚清民国岷江文化再兴奠定了基础。二是20世纪初年废科举、兴学校，岷江中下游城市的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成都成为四川现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三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成都等城市广泛传播，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冲击下，岷江文化也被赋予了“爱国”“革命”“建设”“自强”等时代特点，以成都为中心发动的保路运动虽然相比广东和湖北后起，但是却因川人的坚韧和坚持，成为推翻清王朝革命的导火索。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岷江文化出现了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新旧杂陈的剧烈变化。中华民国建立后，成都成为中国内陆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不仅新式教育出现很大发展，新思想、新文化更是广泛传播，成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成都虽然僻处内陆，却成为全国少有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心之一，再次显示出岷江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看似封闭保守的西部内陆中心，却成为新式人才的培养基地。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也出现新的变化，并以国学的形式得以传承。新、旧文化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妥协。新旧文化相互激荡，波澜澎湃，新思想、新文化使成都这个古城不再寂寞，岷江文化再次彰显了文化的包容性，新与旧在一定程度上和谐相处。共产党组织在成都很早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岷江文化的发展进程。40余万川军成建制出川抗战，300多万壮丁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川人和川军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家国情怀，他们将国家、民族利益视为最高利益，为了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复兴，敢于挺身而出，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一位农民父亲手书“死”字旗，要求儿子代父从军，血战疆场，曾令无数人为之感动，岷江文化内含的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得到升华。从川军将领到数百万普通川军士兵，之所以都敢于视死如归，宁愿战死沙场也决不屈服，既有时代精神的感召，也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国难当头之际，相忍为国，绕指缠化为勇敢阳刚，凌厉之气得以张扬，这正是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深深扎根在岷江文化的集中表现，这与军阀内战时期的川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后，岷江流域的成都、乐山、宜宾等城市的普通市民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大量来自东、中部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学校以及工厂企业相关人员，岷江文化在与东中部各地文化的互鉴互学之中，融入更多的各地文化，从而使岷江文化在抗战时期出现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岷江文化“通过与过去决裂、牺牲它的迄今一直是其根本的某些结构性特征，获得了重生”^[13]221。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岷江文化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之内涵，“两路”精神、三线精神擦亮了岷江文化的时代底色，尤其是三线建设为西南地区奠定了深厚的工业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动，岷江文化所特有的创新创造、开放包容文化基因得到张扬。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地区农村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之相适的是，成都等城市在全国率先实行国营企业扩权试点，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发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张股票；宜宾则在全国率先实施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宜宾模式”也因此得以在各省推广。进入新世纪，在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推动下，岷江文化出现了蜕变，脱贫攻坚精神等精神谱系进一步丰富了岷江文化的实践维度。2008年，岷江上游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在救灾与重建过程之中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亦是以大禹故里岷山地区为核心区展开，岷山和岷江再度成为当代中国展现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符号。“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次集中展现。”^[14]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岷江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等，使岷江文化在新时代出现新发展。

岷江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亚文化体系，具有原生性、连续性、多元性和统一性。岷江文化从形成之时起发展就没有间断过，其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不断层累叠加，内涵越来越丰富。新石器时期岷江上游的波西遗址文化、营盘山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城头山文化一同构成了长江早期文化体系。当古蜀先民蚕丛部落从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后，又创造了宝墩文化，星罗棋布的宝墩古城群不仅是长江流域最为密集的古城群，也是整个中华大地上最为密集的古城群，标志着4500年前城市文明的曙光就已照耀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赓续而至的三星堆文化代表了长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创造了同一时期人类最辉煌的早期文明。三星堆文化之后的金沙文化更是创造了长江上游最为伟大的城市——成都。此后，成都在3000多年间城址不变，2000多年间城名不改，成为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动力源和战略支撑点。秦统一巴蜀以后，岷江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并与关中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多元化多维度的岷江文化体系。

注释：

①　此为狭义上的岷江流域，不包括大渡河、青衣江及岷江内江所衍生出的蒲阳河—青白江、柏条河分流出的毗河所注入的沱江上游流域，广义的岷江流域则将以上区域包括在内，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重点为狭义的岷江流域。

②　岷江流域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岷江流域除岷江干流流域外，也应包括大渡河、青衣江以及沱江上游地区，因此，以地级市政区划来讲，广义的岷江流域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德阳、眉州、雅安、乐山、宜宾。本文只按一般狭义的岷江流域来研究岷江文化，即岷江干流流域的文化，暂不涉及岷江支流大渡河、青衣江流域等地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