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方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是重要的一元。关于古蜀国悠久的历史，扬雄的《蜀王本纪》就有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灌、鱼易、俾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①开明为古蜀最后一个王朝，由此往上倒数有四千年，另有《蜀王本纪》版本称“三万四千岁”，不论哪个版本中，古蜀的历史都不可谓不悠久。至于灿烂的文明，这完全可以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成都平原的众多古蜀城池遗址中窥见其概貌。惜乎扬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未能亲睹这些遗址遗物的风采，所以，扬雄以“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概括，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些遗址出土的惊艳世界的文物和规模宏大的祭祀坑以及祭祀礼器，无不显现出古蜀时期礼乐文明所达到的高度。那些出土器物上的有一定规律性的“符号”，有学者以“古蜀图语”(或“巴蜀图语”)称之，实际上它们就是古蜀的文字，只是我们至今无法真正解读，诚为憾事。

古蜀国终止于公元前316年。这年秋天，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等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蜀王仓促应战，为秦军大败。冬十月，秦军扫荡了蜀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蜀国，蜀国从此灭亡。秦灭蜀国之后，将蜀纳入其统一版图，为巩固其统治，开始向蜀地大量移民，并推行其文化，包括文字、礼制、法制等。当然，古蜀民俗信仰等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尊重与保留。

不可否认的是，秦灭蜀国之后，蜀地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为强化蜀地的经济保障，在秦灭蜀国之后的40年，即公元前277年，李冰作为第三任蜀郡守来到四川，开始了他治蜀与兴蜀的历程。李冰治蜀的事迹众多，但最有名的无疑是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等重大水利工程，极大地奠定了成都作为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離碓，辟沬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1196。《汉书·沟洫志》沿用此说。后来的《华阳国志》则这样表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栢、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133

此时的“天府”如果说还更多指的是自然生态的优渥与农林经济的发达，那么，120年之后的西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6年，文翁担任蜀郡守，则进一步改变了蜀地的自然与文化生态。《华阳国志》记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儁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今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2]141接续李冰而治蜀的文翁，不仅进一步治理蜀中水环境，更重要的是兴办郡学，选派优秀学生进京深造，回来之后教授蜀地学子，改善蜀地文化生态，使蜀中“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至此，自然与人文并举的“天府之国”名副其实。

蜀地文化生态的改善，产生了系列良好反响。《汉书·地理志》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敎，相如为之师。”^[3]1313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被称为西汉蜀文学四大家，他们都是文翁化蜀的直接结果。这四位蜀人，其影响绝不仅限于蜀地，他们的联袂登场，让蜀地一跃而成为汉大赋的孕育地，司马相如被誉为“赋圣”，扬雄被称为“西道孔子”，当然也是“东道孔子”。“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4]230无论是“西道”还是“东道”，能够被誉为“孔子”，成为“大儒”，对于融入中原文化仅三百年的古蜀之地，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如果再联想司马相如与扬雄之后蜀地人才辈出的盛况，文翁化蜀之功，确乎其伟哉，难怪卢照邻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稷下亭”^[5]110。

“蜀学比于齐鲁”既可以理解为蜀地的学人数量比肩齐鲁，也可以理解为蜀中学者的声名与影响比肩齐鲁。齐鲁是儒学重镇，蜀地偏于西南一隅，接受中原文化的时间并不久，即能产生接踵孔子的儒学大家扬雄，这当然是不容易的，自然也是令人称奇的。所以，扬雄堪称文翁化蜀、“蜀学比于齐鲁”的典范。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扬雄著述繁复^②，包括：

语言文字类有《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云：“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6]1362-1363

诸子类扬雄有三十八篇，分别是《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

文学类扬雄有赋十二篇。

《汉书·艺文志》未收的扬雄著述还有：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省称《方言》，最早见于汉应劭《风俗通义原序》。

《蜀王本纪》，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相沿《隋书》，《宋史》不见史志著录，大约至迟到宋末已经散佚。目前所见为辑佚本。

其他还有一些，如《续史记》。《论衡·须颂篇》云：“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7]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8]

还有《志录》，仅见于《文章缘起》^[9]。

还有《难盖天》，首见《隋书·天文志上》引扬雄《难盖天》八事^[10]341，后世《开元占经》等有引。严可均辑入《全汉文》。

由上述所列可知，扬雄著述涉及的领域甚广，后世所谓“经史子集”，扬雄都有建树。如果从其著述内容来看，其卓然而立的贡献至少包括儒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学等，确乎应该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巨匠。对此，班固在《汉书·扬雄传》的赞语中这样慨叹道：“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11]2661此论颇有见地。

有意思的是，扬雄出生的西蜀地区，向有出文宗巨匠之说。从司马相如开始，至扬雄，再到陈子昂、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郭沫若、巴金，他们或是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执天下之牛耳，或是海纳百川，著述繁复，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如林语堂评价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12]5-6其实，这样的概括也远不够全面，苏东坡当之无愧的荣誉头衔还应有：经学家、子学家、医药学家、养生家、美食家、文艺评论家、文物鉴赏家、建筑设计师等等。苏轼是西蜀文宗的代表，扬雄虽没有苏轼这样雅俗共赏，但在他所处时代的西蜀，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能够在这么多领域有建树与贡献，应该说在西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扬雄之前的司马相如非常优秀，扬雄自己对司马相如也十分崇敬并努力效法：“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13]2608司马相如的确开汉大赋之先，引领风骚，被称为“赋圣”，但司马相如在文学文化上的贡献主要还是在赋体文学的创作上，而扬雄则是真正开蜀中学者弥纶群言、兼综百家的先河，显现出西蜀学者敦厚的基础、开阔的胸襟、宏远的视野、多维的旨趣与复合的能力。后世西蜀学者所出文宗巨匠，扬雄的示范与榜样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由此而言，扬雄诚为西蜀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令人深思的是，西蜀文宗基本上都诞生在成都至绵阳、成都至乐山这条纵轴线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文翁化蜀之后，蜀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洗礼，但西蜀毕竟偏于西南一隅，离以首都为核心的文化中心距离较远，所以，往往不能得风气之先。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远离首都，远离文化中心固然显得比较闭塞，但优越的自然条件与崇教崇学、朴实敦厚的乡风民风，又使西蜀之人能守护传统，重视经典。他们往往不急于功名，不盲目追风赶潮，而是安于淡泊，博览群书，广搜博采。扬雄四十一岁之前都在家乡读书深思，扬雄自己是这样描述的：“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亷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13]2608扬雄享年71岁，在家乡就生活了41年。在家乡的日子，扬雄安心学习圣贤之书，喜欢深入思考。但学习思考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有益于国家。在蜀中读书人心目中，古之“三不朽”的人生愿景有深厚的根基。他们在家乡的勤苦用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辅佐贤君明相，立德人世，立功社稷，立言学林。而困守家乡，难以实现人生的理想。所以，他们必须向当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靠拢。因此，最佳的选择就是来到京师。扬雄四十一岁之后离开蜀中来到京城长安，其才华即在扈从成帝时精心构撰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赋中得以骤显。成帝格外赏识扬雄，除为郎，给事黄门，并同意扬雄静心在石室钻研经典秘籍，且让扬雄尽情在朝廷各处自由活动。对此，扬雄在答刘歆的信中这样叙述：“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渠。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14]264虽然扬雄作黄门郎二十多年，仕路并不畅达，但从其文学与学术的影响言，这是困守家乡所完全不能比拟的。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状况，在众多蜀地文人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二十七岁始大发奋，但一直被场屋所困，后经同乡张俞点拨，坚定了自己追寻圣贤之文的决心。于是，“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以致一到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15]513。苏洵对这一过程有这样的描述：“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16]329其所以如此，在欧阳修看来，“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15]513。而苏洵除将两个儿子送到书院学习外，还亲自辑校经史百家数千卷，并以此作为教材，教育二子，同时又带着两个儿子拜见张方平、欧阳修等名宦。但由于他们父子三人在家乡所下的功夫了得，所以，到了京师之后，能很快崛起，以致欧阳修不得不由衷地感叹道：“当至和、嘉祐之间，(苏洵)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时。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15]512这是蜀中学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型。类似的情况，在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等一大批西蜀名人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古蜀人重“仙”，喜欢飞升，喜欢仰望星空。古蜀先帝大都“仙化而去”。《蜀王本纪》有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14]244《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17]118上述两部著述都提到古蜀先帝得仙道，飞升栖隐，这些看似神话，但其实反映了古蜀先民富于想象，渴望飞升。这种仙化思维基因深刻地影响了蜀地的文化、文学与文人。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神树、太阳神鸟等文物的造型及其寓意来看，这种浪漫的思维特性呼之欲出。在蜀地文人中，李白被称为“谪仙”，苏轼被称为“坡仙”，他们二人也深刻认同这种称谓。比如李白就常以“谪仙”自居——“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青莲居士谪仙人”(《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苏轼晚年对自己“不同寻常”的一生有过这样的颇有意味的小结。

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召他。”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黄州来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18]44

这里苏轼虽然将其仙与死的传闻归为“谤我者”之作，但在时人的眼里，苏轼天才纵横，非一般学人所能造诣，用“仙”概述，颇为恰当。《避暑录话》所载轶事就颇有代表性。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19]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既是苏轼的作品，更像是苏轼人生的写照，它有一种超尘脱俗的况味与意境，让人超然遐想，空灵悠远。

的确，就文学作品言，蜀地文人善于幻想，善于联想。司马相如被称为“赋圣”。而赋这种文体，本身就具有铺张扬厉、夸饰奇秀之特点。司马相如自己曾说：“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20]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1]59观司马相如诸赋，可感受其想象之丰富，文辞之隽美。如《大人赋》言神仙之事，汉武帝好仙道，读了这篇赋之后，竟“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22]1975 。扬雄之赋，踵继蜀中前贤司马相如：“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23]332作为第一篇状写蜀都之赋，扬雄的《蜀都赋》，将蜀都的山川风物、人情社会铺张扬厉得令人陶醉。如写蜀都蜀锦等手工业之精美与商贸业之发达：“自造奇锦，紌繏，縿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袵，阿丽纎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扣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溱，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埃㝅尘拂，万端异类，崇戎总浓般旋，阓齐楚，而喉不感槩。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之械，财物饶赡，蓄积备具。”^[14]28真是令人目眩神迷。再如状蜀地之水的丰茂多姿：“于是乎则左沈犁，右羌庭，漆水浡其匈，都江漂其泾，乃溢乎通沟，洪涛溶洗，千湲万谷，合流逆折，泌瀄乎争降。湖潧排碣，反波逆濞，石冽巘，纷周溥。旋溺寃，绥颓惭，博岸敌呷，祽濑磴岩。摚汾汾，忽溶闛沛，踰窘出限，连混陁隧，铚钉钟涌，声讙薄泙龙，历丰隆，潜延延，雷扶电撃，鸿康濭，远远乎长喻。驰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14]12这段文字中的诸多动词与形容词，将蜀地水流的密布、湍急、丰沛和多态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至今读来，仍给人以很强的画面感与震动感。而苏轼《前赤壁赋》中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既可以看到乡贤司马相如《大人赋》的濡染，更可以感知到苏轼那种缥缈无踪的旷达神韵，而这确乎就是一种蜀人特有的“仙气”。

蜀地因为僻远，受中原正统文化的浸染有限，所以，蜀人兴趣广泛，爱好多样，不受拘束，往往个性张扬，不循常路，擅长逆向思维，喜欢标新立异。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正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但司马相如却未受影响，他好读书击剑，博学多才，与章句之儒各行其道。扬雄生当西汉末年经学炽盛、谶纬弥漫之际，却“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13]2608。唐代陈子昂，“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24]229，又“驰侠使气”^[25]264“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26]30。其父陈元敬于“群书秘学，无所不览”^[27]131“居家园以求其志，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28]264，这对陈子昂也产生了影响，他曾说“余家世好服食，昔尝饵之”^[28]15，又说“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29]186，因此之故，被誉为“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25]264。唐代蜀中另一位天才李白，“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30]1460，又“十五好剑术”^[31]1240，其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32]1245

由于所学驳杂，故思想往往比较解放。没有约束，或者说较少约束，说话做事行文，往往天马行空，故个性张扬是蜀人的“特点”。司马相如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的人，他为另一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嵇康所赞佩：“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33]至于相如琴挑文君，夤夜私奔的放纵，更是徒令诸多文人拍案惊奇，自叹弗如。陈子昂初入京师，即以千缗买胡琴，当众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观者，一月之内，哄动京城^[34]102，更不要说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横制颓波”了。李白之使高力士殿上脱靴的霸气以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的狂傲，无人能比。甚至一向被认为温和的苏辙在仁宗皇帝主持的崇政殿御试中也敢直言皇上娱乐耗财之不是，以致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直斥皇上，出言不逊，力请黜落，引起一番激烈争论。

被司马迁称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5]1934的屈原，扬雄也非常尊崇，“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但反过来，则与主流认识迥异，“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13]2608！这里的“湛”读chén，通“沉”。这是相当大胆也是相当另类的论述。扬雄有强烈的“立言”的抱负，他的著述都是依循经典而不简单模仿，“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11]2659。《华阳国志》在《前贤士女总赞论》中引用《汉书·扬雄传》的上述评论，又加了一句“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17]533。扬雄的这些著述都有鲜明的个性。如《太玄》，明显受《周易》和《道德经》等典籍的影响，但却独辟蹊径，建立了自己的“玄道”。唐人王涯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显阐幽，观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见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拟乎卦者也，九赞之位，类夫爻者也。《易》以八八为数，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为数，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变，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数有阴阳，而时有昼夜，首有经纬，而占有旦夕，参而得之谓之逢，考乎其辞，验乎其数，则《玄》之情得矣。……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相生，《玄》之数也。三长者，七、八、九得一、二、三，一为天，二为地，三为人。其数周而复始于八十一首，故为二百四十三表也。一首九赞，故有七百二十九赞，其外《踦》、《嬴》二赞，以备一仪之月数。立天之道有始、中、终，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中、始终及中始、中中、中终及终始、终中、终终。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道有思、福、祸，三三相乘，犹终始也。以立九赞之位，以穷天地之数，以配三流之元。故《玄》之首也始于《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昼一夜，终而复始，每二赞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赞而周为三百六十五日半，节候、钟律、日运、斗指于五行所配咸列著焉，以应休咎之占，说阴阳之数。故不观于《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穷浑天之统，不可以知人事之纪。故善言玄者之于天人变化之际，其昭昭焉。^[36]233-234

“易学在蜀”是宋代理学大家程颐的话，《宋史·谯定传》有云：“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程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篐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宪、勉之、滋皆闽人，时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37]10439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传记，它透露出很多的信息：一是易学在蜀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连篾叟、酱翁这些走卒贩夫也《易》不离手；二是蜀中民间多易学高手，篾叟、酱翁这些走卒贩夫随口而出的易学术语，也轻易把程颐程颢二兄弟难住；三是蜀中类似于篾叟、酱翁这样有学问功底的隐君子(隐士)很多，他们散布在各行各业，不可小觑；四是蜀中易学有自己独到的巴蜀特色，这从篾者的发问可以看出。

事实上，蜀中之人自古即长于历法、卜算、阴阳。春秋时资中人苌弘明天文，孔子曾问学于他^[38]。汉代落下闳、严君平、扬雄，唐代李鼎祚、李淳风、袁天罡，宋代三苏，明代来知德等都是蜀中的易学名家。

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严君平精通《周易》《老子》，在成都市上卖卜，“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万余言”^[39]1975。扬雄深受严君平影响，表现在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贵贱。特别是受老师影响，立意要撰写《太玄》，“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揲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攡》《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11]2653-2654}。由此可见扬雄对《易》的理解与极富个性的阐释。尽管苏轼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与谢民师推官书》)，但不可否认的是，扬雄在蜀中易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其易学著述个性十分鲜明，对丰富“易学在蜀”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司马光曾这样叙述他研读《太玄》的经历与感受：

余亦私怪雄不赞《易》而别为《玄》，《易》之道其于天人之藴备矣，而雄岂有以加之？乃更为一书，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谓雄宜为《玄》也。及长学《易》，苦其幽奥难知，以为《玄》者贤之书，校于《易》其义必浅，其文必易。夫登乔山者必践于坱埤，适沧海者必沿于江汉，故愿先从事于《玄》，以渐而进于《易》，庶几乎其可跂而望也。于是求之积年，始得观之。初则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云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小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40]1

由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太玄》的喜爱与礼赞。其集注《太玄》“疲精劳神三十余年”^[41]1，足见司马光对《太玄》的认识是花了工夫的，其所评是较为客观理性的。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其中古蜀文化就是一元。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古蜀遗址考古发掘以前，人们对古蜀文化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文献记录上，其中李白《蜀道难》中的吟唱“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最家喻户晓。李白诗中所言古蜀先祖蚕丛及鱼凫，在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中就有较为明确的记载。《蜀王本纪》主要描述了古蜀帝王世系以及相关神话传说与历史掌故，它为后世众多关于蜀地的著作提供了素材，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左思的《三都赋》等。历史上的《蜀王本纪》已经散佚，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后人从《文选》《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事类赋》《寰宇记》《北堂书钞》《开元占经》《水经注》等文献中辑佚出来的。

虽然《蜀王本纪》的作者尚有争议，《蜀王本纪》所记的有些内容还显得缥缈玄幻，但随着蜀地古蜀遗址的不断发掘，《蜀王本纪》中所载的古蜀王国与出土文物正在逐步互证。如“蜀”字的本义及其海内外众多蜀地产的出土丝织品，也无不显示出蚕丛氏国曾经的历史云烟。而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岷江上游“蚕陵山”一带的岷江河谷两岸山麓上，考古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则客观上印证了“蚕丛石棺椁”习俗的存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沙遗址出土的“鸟首鱼纹金带”，明显是“古蜀历史上曾经有过名号叫‘鱼凫’部族的地下证据”^[42]。

顾颉刚先生在川期间曾对读了扬雄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比较了二十二处叙事，认为虽然《华阳国志》多沿袭《蜀王本纪》，但彼此扞格抵牾处不少。分析其原因，顾颉刚先生认为：“杨氏生于汉，其时离蜀国之亡不过三百年，民间传说犹有存者，故多摭取里巷之谈以为书。常氏，晋人，离杨氏又三百年，文籍大备，理智日高，其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悉欲去之，固其宜也。”^③

对于两书整理史料的方法，顾颉刚先生认为：“杨氏所录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何去何从，即此可晓。杨氏为古典学家，偏能采取口说，奇矣。常氏为地方掌故专家，竟忍屏弃地方资料，斯更奇。”^④顾颉刚先生推测，“常氏所以如此笔削之故”，乃是其“以为此等不合理之故事皆出于滑稽之流之信口编造，扬雄之书或经其窜乱。此则表示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之本来面目。此种心理之下，不知会毁弃若干可宝贵之古人遗产，今虽刻意求之而不可得矣，惜哉，惜哉”^⑤。的确，扬雄离古蜀之国时代不算远，其《蜀王本纪》关于古蜀帝王的若干神话与传说，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顾颉刚先生能够看到今天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众多古蜀遗址及其出土的精美文物，大概更能坚定他的这一认识与判断。所以，他叹息常璩等后人及其著述“不知会毁弃若干可宝贵之古人遗产”，是有根柢的。好在《华阳国志》等书并没有完全摒弃扬雄记载的相关神话与传说，只是进行了适当的删改，故还能有依稀的存录。特别是今天蜀地大量的考古发现，更显现了扬雄等蜀地先贤“为往圣继绝学”的伟大抱负与崇高的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关注古蜀文化，梳理古蜀文脉，传承古蜀文明，并不是只有扬雄。在扬雄的前后，就有司马相如、严君平(任乃强认为是庄君平)、阳城衡、郑厪、尹贡、谯周、任熙等七人先后为蜀地作纪、志、传等，如《巴蜀耆旧传》《蜀本纪》《三巴记》《巴蜀异物志》等^⑥，但都散佚所存无几，惟扬雄《蜀王本纪》所辑完备，对后世影响最大。由此言之，扬雄的确堪称古蜀文化的守望者与拓荒传播者。

注释：

①《蜀王本纪》版本错杂，彼此差异较大，这里据(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所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扬雄著述的归类，不同文献有不同的分类，虽然看似有差异，其实主要在于编著者判别的角度有异，限于篇幅，这里不赘述。

③④⑤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蜀学》第三辑转载。

⑥ 参见(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及任乃强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