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扶贫”的理解主要有五种。第一种是“提高素质说”。辛秋水将文化扶贫理解为“提高人的素质”，即对人进行扶智、扶文^[1]。第二种是“获得劳动知识、技能说”。肖继文等认为文化扶贫是使贫困人员“获得参加劳动的知识、技能，依靠自身努力，逐步消灭贫困根源，求得贫困地区长远持续发展的‘造血式’的反贫困措施”^[3]。第三种是“价值观改造说”。徐永平认为“文化扶贫的本质就是要以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贫困地区落后的文化价值形态”^[4]，因此，王俊文将“文化扶贫”理解为是对贫困人口精神状态或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革命^[5]。第四种是“扶智与扶精神说”。杨超等认为“文化扶贫就是使贫困者获得参加劳动的知识、技术与条件，并具备积极向上、不断奋进的心理素质”^[6]。第五种是“治愚说”。张庆武认为文化扶贫是“治愚”, 不同于“扶志”的思想扶贫^[7]。

至今，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文化扶贫的重要意义。

第一，文化扶贫可以治愚。徐惟诚等认为，脱贫“最重要的还是人的素质问题”，而且人的低素质与贫穷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特别需要强调文化扶贫”^[8]，即文化扶贫可以治愚，从而打破人的低素质与贫穷的恶性循环。肖继文等认为“‘治贫先治愚’, ‘脱贫先脱盲’”，而文化扶贫可以治愚^[3]。

第二，文化扶贫可以消除贫困文化。2001年以后，一些学者从贫困文化理论出发，认为我国确实存在着贫困文化，李丰春认为贫困文化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守旧的生活观，重农轻商的财富观，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好逸恶劳的人生习性，厚死薄生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消极等待的时间观，老死不相往来的社群观，盲目排外的人际观，“急功近利、恶意‘杀熟’的功利观”^[9]。贫困文化“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形成一种消极的价值取向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 并与目光短浅、空虚无聊、听天由命、自暴自弃相联系”^[9]。所以，张霞提出通过文化扶贫，可以消除贫困文化，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帮助人们摆脱贫困^[10]。

第三，文化扶贫可以助推经济扶贫转向。肖继文等认为，“文化扶贫打破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向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3]；李云认为文化扶贫是“从重视物质和资金的投入转向重视对人和文化的作用”^[11]；姜汉卿认为文化扶贫实现了“从给衣给食的救济扶贫、给钱上项目的‘开发’扶贫向扶智扶文的‘造人’扶贫转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12]。因此，文化扶贫引发了经济扶贫方式的转变，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扶贫取代经济扶贫，而是与经济扶贫相互协同。

当前, 学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化扶贫的对策。

第一，贫困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文化扶贫”责任。江军、万可提出政府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到先进文化“改变人们的落后观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3]；王俊文认为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强化县乡两级的“文化扶贫”责任^[14]；杨亚静指出一些贫困地区政府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政绩观，提出要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文化职能”，“把文化扶贫纳入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中”^[15]。

第二，紧扣文化扶贫的内容，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文化建设。肖桂云、程贵铭等提出文化扶贫的内容是基础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管理科学知识、法律知识和政治理论、思想道德、文化素养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思想观念^[16]；靳翠萍认为应注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深层次的文化扶贫^[17]；方清云主张注重改变贫困文化，尤其要防止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18]。紧扣这些文化扶贫内容，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文化建设。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认为应当推进万村书库工程、手拉手工程、电视扶贫工程、报刊下乡工程等文化项目建设^[19]；安徽省社科院课题组认为应当推进科委的“星火计划”、农业部的“丰收计划”以及社会各界的“希望工程”等^[20]；罗新元等主张加强和支持贫困地区文化站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21]。

第三，加强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门献敏主张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体系建设的同时，推进文化产业发展^[22]；夏建军等认为文化扶贫包括文化产业基地建设，而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23]；张世定提出文化扶贫需要把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为地方文化产业^[24]。

第四，加大文化扶贫的资金投入。肖继文、魏星河等认为“文化扶贫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提出解决文化扶贫资金的“主渠道还应当是国家的援助”，“同时拓展其它渠道”^[3]；门献敏认为应当千方百计筹集农村公益性文化扶贫工程建设资金，提出加大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和管理力度、加大扶贫信贷资金到户工作的力度，以文补文、多渠道引入资金等^[22]；王俊文提出要拓宽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文化扶贫”投入^[14]。

第五，建立健全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体制机制。肖继文、魏星河等认为我国文化扶贫“必须从改革现有扶贫体制入手”，主张重新核定贫困标准、调整扶持范围、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和教育投资体制等^[3]。孙晓峰主张改革教育结构和体制，建立科技推广网络与机制，建立科教扶贫激励机制^[25]。王俊文主张建立“刚性化”的目标责任机制、制度化的考评机制、工作的互动机制、科学的资金投入运行机制等“文化扶贫”机制^[14]。张世定主张建立县、乡、村、组四级文化组织，“并做好各级文化组织的在场评估”^[24]。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地区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 文化扶贫研究也因此发展到“文化精准扶贫”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阐述了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意义及对策。

“文化精准扶贫”作为新近产生的概念，只有少数学者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一是“二精准说”。张慧蕊认为文化精准扶贫是指“从精神层面和文化上给贫困居民以帮助，从而提高贫困居民的素质，改变落后的面貌，提高贫困居民自主脱贫的能力”，是“文化内容给予的精准和扶持群体的精准”^[26]。二是“三精准说”。曲蕴、马春认为社会普遍认同的“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他们据此认为“文化精准扶贫”就是“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逐步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27]。三是“六精准说”。王尧虽然没有直接给“文化精准扶贫”下定义，但在其论文中，始终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精准”来理解“文化精准扶贫”^[28]。

文化精准扶贫除具有与文化扶贫同样的意义外，还有其特别的意义：实施“定点滴灌”，提高了文化扶贫的效率。曲蕴、马春认为文化精准扶贫可以提升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有效性与精准性^[27]；王尧认为可以转变以往低效的“普惠式”扶贫方式，实施“定点滴灌”，有利于科学规划文化扶贫项目、改进和完善文化扶贫制度安排^[29]；龚菲、王尧认为有利于提高文化扶贫的“定点滴灌”效果^[30]。

观念认识上，曲蕴、马春认为文化精准扶贫必须始终贯彻“精准化”的扶贫原则，前提是精确识别，关键是精确帮扶，保证是精确管理^[27]；倪海霞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偏重于经济建设, 而忽视了文化建设”的“功绩观”，提出“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转变观念, 把文化建设纳入政绩考核的范畴”^[31]。

政策措施上，程若霜提出将文化惠民专项扶贫与精准扶贫结合，根据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因人施策，人民群众参与精准扶贫，变“送文化”为“造文化”^[32]；倪海霞提出文化精准扶贫要精准目标、精准需求、精准举措^[31]。而在具体措施上，吴兴杰提出开展文化下乡工程^[33]；高国栋主张用“互联网+传统手工艺”带动文化精准扶贫^[34]；龚菲、王尧提出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30]。

体制机制上，程若霜主张将“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32]。边晓红等提出建构以贫困人口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35]。张喆昱、张奇提出需要协调协同工作机制，以及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汇集各方力量共同治理“文化贫困”^[28]。王福认为可以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安排与项目制的文化“精准扶贫”新机制^[36]。

从文化扶贫研究到文化精准扶贫研究，诸多学者阐述了文化扶贫和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意义以及对策。既有理论的研究，也有对实践的总结。但至今，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研究依然存在不足。

首先，对文化扶贫与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缺乏共识。对文化扶贫的内涵，一些学者强调扶智、治愚，即对贫困人口生存、发展能力的培养, 如前文的提高素质说、获得劳动知识技能说；一些学者，则强调扶志，即对贫困人员价值观进行改造，如前文的价值观改造说。虽然一些学者力图将二者结合，如扶智与扶精神说，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甚至有如前文的治愚说，将文化扶贫与思想扶贫区别开来。而对当前的文化精准扶贫，很多学者都回避了对“文化精准扶贫”内涵的界定，少数学者对“文化精准扶贫”内涵的界定仍然存在二精准说、三精准说和六精准说，没有深刻揭示文化精准扶贫与前期的文化扶贫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何区别和联系，从而使得文化精准扶贫应当具有的特征和意义、对策不能体现出特色。这种对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内涵理解的模糊不清，严重地影响了对文化扶贫和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和实践。

其次，对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意义的揭示缺少发展观。应当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经济扶贫时，将文化扶贫作为与经济扶贫相对应的概念，以经济扶贫为参照系来揭示文化扶贫所具有的消解贫困文化、改变经济扶贫方式等意义，是恰当的、合理的。但经过较长期的经济扶贫和文化扶贫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日益显现。因此，今天，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的意义不能不以时间为参照系，从经济扶贫和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去充分认识和深刻揭示，但学界至今仍然以经济扶贫为参照系揭示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的意义。另一方面, 文化精准扶贫是文化扶贫发展的新阶段, 相较于文化扶贫, 文化精准扶贫的特殊意义是什么?目前尚无专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再次, 对文化扶贫和文化精准扶贫的精准研究不足。无论是对前期文化扶贫的研究，还是当前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除少数学者研究武陵山片区、中部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外，多数研究不区分地区、群体，而概括性地以“文化扶贫”“文化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因此，提出的提高思想认识、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多是普适性的对策。文化扶贫和文化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没有突出。

因此，反思过去文化扶贫和文化精准扶贫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立足当前，今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精准扶贫进行进一步研究。

理论上, 一是要从深刻揭示文化扶贫的内涵入手，揭示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形成基本共识，即应当坚持扶智与扶志相结合，并应当深刻阐述扶志与扶智的关系；进一步剖析文化精准扶贫与文化扶贫、经济精准扶贫的关系，明确文化精准扶贫是从“普惠式”扶贫方式向“定点滴灌”发展的特定产物。二是要从我国扶贫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特定阶段中，以及文化扶贫发展到文化精准扶贫的特定阶段中，充分揭示文化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和应有的目标、内容。

研究视角上，应当从普遍性转向特殊性。文化“精准”扶贫的价值理念就是由原来的不分地区、不分民族、不分对象采取相同措施的普适性文化扶贫，转向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贫困人员的文化贫困，采取差异化措施的特殊性研究。

研究方法上，加强社会调查与田野调查。当前，除辛秋水、安徽省社科院课题组、储国定、孙晓峰等少数学者、课题组进行了一定的实证调查研究外，学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文献理论的研究，因而出现前述的不足。因此，今后的文化精准扶贫研究，应当在文献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强化社会调查与田野调查等实证调查。通过实证调查揭示文化精准扶贫的应有内涵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贫困对经济扶贫的影响程度，从而提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对象的差异化的精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