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包罗万象, 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笼统地说,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3。从人类创造的成果的角度出发, “文化”又可以分为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4]9, 三者既各具特质, 又相互依存。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认知习惯都凝聚在语言之中而得以保存、传递, 可以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民族活在口头的记忆。

古代由于山川阻隔、社群隔绝等原因, 我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方言与文化, 二者都是特定地域的产物。不同的地域方言、文化各异, 但总的说来, 有同有异。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 是汉语的现实存在方式;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亚文化, 是其在特定地域的现实存在方式。地域文化是在自然环境、生产关系、行政区划、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文化类型, 其表现在生产、交际、称谓、文艺、岁时节日、婚丧嫁娶、服饰用具等方方面面。而这些文化正是通过方言聚集凝结, 代代相传。我们以安徽铜陵方言为例, 略举数例来看方言中反映出的地域文化。

铜陵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 地处于南、北方交界之处, 春秋属吴, 战国属楚, 又称“吴头楚尾”, 地势自南而北由低山区、丘陵区、洲圩区依次分布, 水网密度高, 河沟纵横, 湖沼广布, 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有史以来, 民风犹重农耕。乾隆《铜陵县志·风俗》篇载:“其民自农亩外, 无商易于四方者。”民间有谚:“七十二行, 种田为王。”农业生产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铜陵先民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 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耕文化。

一年之计在于春,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 一年的农耕生产从这一天开始。铜陵方言称“立春”为“打春”。古俗, “立春”日行迎春仪式, 由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鞭击泥捏纸粘而成的春牛, 以示劝农。宋高承《事物纪原》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 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过去铜陵亦有是俗。明万历《铜陵县志》载:“先一日邑宰率官属迎春于东郊, 邑人扮杂剧以迎春, 观土牛以占岁。次早祀芒神, 鞭土牛如仪。”时至今日, “打春牛”之俗已渐不通行, 但是农俗却借“打春”一词得以凝固, 代代相传。

铜陵有民谚:“小人望过年, 大人望插田。”^①插田为一年农事之始, 须郑而重之, 烧香敬神, 后简化为在田畔放鞭炮, 谓之“开秧田门”; 插田完毕, 亦须燃放鞭炮, 以示庆贺, 谓之“关秧田门”。

《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是月也, 农乃登谷。天子尝新, 先荐寝庙。”农历七月, 水稻成熟, 铜陵亦有“吃新”之俗。早稻收割完毕, 杀鸡煮新米, 并于“堂心”^②设案上香, 以新米饭饷祭神灵、祖先, 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礼记》载:“昏礼者, 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婚礼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婚俗会随时代、地域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而这些变化都会通过方言词加以记载。正所谓“一家有女百家求”, 在安徽铜陵, 男子到了“讨内荆”^③的年龄, 便托一“月老”至心仪女子家中“讲亲”^④, 介绍男子的年龄、品貌、家庭状况。相中之后, 择期行“押庚”^⑤之礼, 交换庚贴。然后约定婚期, 男方择一吉日将“喜帖”由媒人送至女方, 并根据女方亲戚多少准备礼物, 谓之“朝节”或“送日子”。出嫁之日, 新娘与父母哭别, 感念父母养育之恩, 谓之“哭嫁”。至夫家, 由男方长者“退神”^⑥。新娘进门时, 脚不能沾地, 只能从前后传递的两只麻袋上走过, 谓之“传袋”^⑦, 喻“传宗接代”。

正是通过这些方言词, 各种复杂的地域文化才得以保存、流传。每一个独具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词都是一种地域文化的集合体, 复杂的地域文化借助方言词语得以凝聚, 借助方言词语人们可以更真实、全面地认识地域文化的精髓。

中国地大物博, 历史悠久。汉语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汉语方言作为汉语的地域变体, 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所使用的通用语言工具, 其承载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摩尔根认为“部落与方言范围等同”, “有多少方言, 就有多少个部落”。他将是否存在方言的差异看作是判定部落是否分离、独立的标准^[5]261。方言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 与地方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民间文学等紧密相联, 在地方文化的建构、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正如《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言:“南方水土柔和, 其音清举而切诣, 失在浮浅, 其辞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 其音沉浊而铧钝, 得其质直, 其辞多古语。”^[6]2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地域气候、不同的物产、不同的地理环境, 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方言得以体现。而不同的言语社团如果使用的方言相同或相似, 也常常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反之, 方言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差异。现代汉语一般被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七大方言, 每一种方言又包括许多处在不同层级上的亲属方言。如铜陵方言隶属吴语-宣州片-铜泾小片。每一种方言土语都对应着一种地域文化, 如吴语对应吴越文化、湘方言对应楚文化、粤方言对应岭南文化等等。正如方言有层级之分, 地域文化也是分层次的, 方言区的划分与地域文化的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各地域文化之间呈现出亲疏远近的关系, 文化上的共性和个性在方言中都得以体现。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异、观念习俗上的不同、对事物认知的分歧, 都可以表现为方言之间的差异。如福建南部的地名多含“厝”字, 如曾厝、吕厝、黄厝。“厝”本指一种石头, 后作“房屋”, 进而用于地名。广西的地名多含“那”字, 如那派、那坡、那敢。“那”本义“水田”, 那坡县就是从“水田边的坡地”而得名。湖北恩施境内群山环绕, 其地名多含“坝”“坪”:连山有水的小块平地为“坝”, 靠山无水的小块平地为“坪”^[4]346。广州不分“冰”“雪”, 都称之为“雪”; 而哈尔滨的“雪”还有冰渣儿、冰流儿、鹅毛雪、冰脑儿之分。

《礼记》曰:“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 入门而问讳。”语言禁忌是非常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除普遍存在的称谓禁忌、姓名禁忌、隐私词禁忌之外, 各地还受地域文化、方言谐音等因素的影响, 形成一些独有的语言禁忌。如山西是“煤炭之乡”, 故在矿洞忌言“塌”“落”, 而代之以“冒顶”“裂帮”。川江船工因谐音“快止”而忌言“筷子”, 代之以“篙杆”。在粤方言及客家方言中, “伞”“散”同音, 故改“伞”为“遮”。

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说, 方言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系统, 同时还是兼具象征作用的文化符号系统, 是地方文化的优质载体和解读地方文化的工具。

拉法格曾经说过:“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7]2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变动, 都会引发新的需要, 促使其文化系统发生适应性的改变。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再到现今的信息社会, 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都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相应的调整。千百年来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吐故纳新。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对这种变化尤为敏感, 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 都会或多或少地通过语言得以体现。事物的新旧更替和认识的变化, 都必然在词汇中留下印迹。为表达新事物、新观念而产生新词; 随着旧事物、旧观念的消亡必然引发旧词的消亡。而有些旧事物、旧观念虽然仍活跃, 但已改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了。具体到某一地域文化, 其演变发展都必然在方言中留下线索, 方言为我们解读地域文化的发展轨迹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铜陵是一座移民城市, 语言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城区基本使用江淮官话, 而隶属于吴语-宣州片-铜泾小片的本地话——铜陵方言则主要分布于农村, 形成了一个方言岛。在铜陵方言中, 过去有大量反映农业生产活动的词语。如“打火欠”(烧荒, 开垦荒山)、“做田”(用犁、耙等翻耕、平整水田)、“耘田”(用耘扒除稻田里的杂草)、“烧火粪包”(做秧田前, 耕翻土地, 用稻草在田里燃烧, 使秧田保暖、增肥)等^[8]62。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 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改变, 而反映这些生产方式的词语就变成了旧词而渐渐退出使用, 进而被遗忘。

在旧中国, 工业落后, 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从国外进口, 人们习惯在这些舶来品的名称前面加一个“洋”字。在铜陵方言中, 也有一系列以“洋”字组成的词语, 如“洋火”^⑧“洋油”^⑨“洋布”“洋烟”^⑩“洋灰”^⑪ “洋柿子”^⑫ “洋钉”^⑬等。其中, 由于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再使用火柴、煤油, 也很少再扯布做衣, 所以有的年轻人甚至不知“洋火”“洋油”“洋布”为何物; “洋烟”“洋灰”则被“香烟”“水泥”替代, “洋烟”一词则专指进口香烟; “洋柿子”“洋钉”日常口头还在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调整, 作为人类创造物的文化也在不断地演进。如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使中国人笃信“入土为安”。过去在铜陵, 老人们常常早早预制好棺材, 谓之“寿材”。“寿材”根据所用材质的不同, 分为对墙八格、十二元、等缝五底、五底拼缝、十八节、四块板等类型。其中, 四块板最次, 多为家境贫寒者或非正常死亡者使用。由于传统的土葬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随着火葬的推广, 这其中的区别也渐不为人所知, 而丧葬习俗也逐渐简化, 很多习俗都成为历史, 只能在方言词中找到其曾经存在的线索。

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民众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中积淀的全部认知成果。方言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载体, 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方言不可再生, 方言的濒危和消亡意味着具有独特价值的传统地域文化的式微和失传。方言的保护和传承, 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地域文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疆域辽阔, 历史悠久。北有高原, 东临大海, 南多水泽, 西多崇山, 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在交通不便、空间隔绝的条件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各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同地域之间联系的不平衡导致一定地域内语言、文化产生的新变化难以扩散到该地域之外, 不同地域语言、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不断减少, 不同之处不断增加, 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差异, 客观上给不同地域民众的交流制造了障碍; 反过来说, 这种交流上的障碍客观上也使方言与地域文化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光辉灿烂, 而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植根的土壤。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表征, 也是地域文化的根基, 它记录着一定地域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留下的每一个足印。一定地域内的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无不在方言中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一定地域内的民众正是通过共同的方言来体现文化身份的认同, 延续历代先辈的记忆。离开方言, 就无法正确认识一定地域内的民众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 就无法合理解释各种民俗现象及潜藏的文化心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也通过方言得以体现。“一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当然地方文化还包括人情、风俗、习惯、服饰等方面, 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时候也会反映在方言里。”^[1]235方言与以方言为载体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彰显特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方言的式微乃至消亡势必导致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文化的式微乃至消亡。没有方言, 这些艺术形式就会消亡, 如黄梅戏、越剧等。地域文化的传承、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方言在其中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 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9]2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时间、空间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对人类的限制逐渐减弱,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捷、密切, 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逐渐成为现实。交通的发达、人口的频繁流动、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普通话的推广以及大众传媒的渗透, 使方言日渐式微。为了克服方言差异带来的交际障碍, 提高交际效率, 增强竞争力, 人们逐渐减少进而放弃使用方言。“无方言”群体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方言也被贴上了“土”“俗”的标签, 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则被指是“落后的”“消极的”, 从而逐渐萎缩进而被遗忘。

文化是具有相对性的, 是难以比较的, “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 是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的”^[10]31-36。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二元论的方法, 将文化区分为科学的或迷信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先进的或落后的。这种划分总是机械而片面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 都有固有的根本与传统, 是其“民族的血脉, 精神的家园”^[11]1。弃根舍本, 必然丧失文化的特质。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保持生机与活力, 想传承千年而不衰, 首先就要树立对这种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 也体现在对待本民族文化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12]文化自信以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为基础, 指向对本民族现实文化及其广阔发展前景的自信。丧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 抛弃传统, 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从而丧失文化的特质; 丧失对本民族现实文化及其广阔发展前景的自信, 就会导致“现实虚无主义”, 从而丧失文化持续发展的前景。只有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才能使其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与碰撞中, 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 持续不断地发展。

方言的式微, 折射出的是一种对传统地域文化自信的缺失, 也将导致精神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一种方言的濒危乃至消亡, 不只是某一地域内的民众世代沿用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失传, 其同时也会导致以方言为载体的地域文化的濒危与消亡, 使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遭到破坏。“语种的灭绝和物种的灭绝一样可怕”^[13], 生物的多样性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则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而语言和文化的一元化倾向正在消解着这种多样性, 侵蚀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多样性的方言承载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自信的树立离不开方言。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古今冲突、东西冲突中一度失落一度昏睡”, 需要“集体唤醒”以“找回自己、承认自己”^[14]65-77。我们既不能“文化自负”, 无视传统文化自身的不足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亦不能“文化自卑”, 彻底否认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我们需要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追求效率和发展与传承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方言多一些尊重, 对地域文化多一些自信, 不忘根本, 立足现在, 着眼未来。

注释:

①  小人指小孩, 插田指插秧。

②  堂心:厅堂。

③  内荆:贱内拙荆, 指妻子。

④  讲亲:说亲。

⑤  押庚:订婚。

⑥  其辞曰:一把玉米撒得开, 新娘轿里站起来, 伏似神通浩荡, 胜德昭彰。某某村信士弟子家主某某迎娶某某女为媳,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迎亲过门, 恐有冒犯诸神, 谨备三牲贺礼, 净菜净酒, 置于路口, 杀鸡验身, 拜送尊神。不敢久留圣驾, 有堂归堂, 有庙归庙, 轿前轿后, 轿左轿右, 凡有轿神, 一起速退。恭喜男增百福, 女纳千祥, 五男二女, 七子团圆, 上上大吉。参见张林、谢留文《安徽铜陵吴语纪略》第116页。

⑦  传袋之人念念有词:一代传十代, 十代传百代, 千代传万代, 万代万万代。

⑧  洋火:火柴。

⑨  洋油:煤油。

⑩  洋烟:纸烟。

⑪  洋灰:水泥。

⑫  洋柿子:西红柿。

⑬  洋钉:铁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