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坐牢百日之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本州安置。他于元丰三年(1080)到达贬所。随即作《初到黄州》一诗，可以窥见此时苏轼心态的明显变化，以及对此后谪居生活的基本考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3]1031

整首诗“嘲戏”的意味比较明显，宋人黄彻认为“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二句体现最为突出。^[4]168-169实际上，诗人的自嘲用意贯穿诗的始终，开头两句尤为耐人寻味。其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者，首先是自嘲此前为了功名利禄等口腹之需而汲汲于仕途奔竞，把它当作人生追求的全部“事业”，以致现在落得“荒唐”可笑的结局，实在具有讽刺意味。苏轼初到贬所即对之前拼命追求的所谓“事业”用自嘲的口吻予以彻底否定，绝非后世论者用“斡旋其章而弄之”“恢刃有余”(黄彻语)，“激切”“兀傲”(纪昀语)等写作技法或语言格调高下之类评语所能够解读到位的^[5]2151。显然，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转变及对人生价值的反省追问等重要信息。他的“逐客”身份已经丝毫无补于官家之事，拿着减半的俸禄却不得签书公事地被“安置”，惭愧、自嘲、荒唐感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对过往深刻反思，重新定位未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而“诗人”的身份虽然让他尝尽了文字狱之苦，但眼下仕途无望、牢狱之灾依然令其心有余悸，能给他提供选择和发挥余地的，也只剩下“诗人”所可以有所作为的文学及文化事业了。所以，当转换人生角色与生活角度看待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了热衷仕途进退或名利得失者所不曾留意的自然美感及心灵愉悦。“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不只是看到了谪居僻远之地美丽可爱的风物景致，更重要的是，摆脱名枷利锁束缚的“诗人”苏轼，顿时找回了独具的审美眼光和发现生活之美的艺术敏锐。这种感受带给他的最大启示在于，人生原本应该是丰富而精彩的，在仕途逆境之中仍然可以实现别样的人生价值，让生命焕发出精神自由的无尚光彩！

同期所作《安国寺浴》，其中所谓“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6]1034一类诗句，则尝试用佛道思想破除过去对于仕途荣辱得失的执迷，摆脱名利羁梏，洗去污秽尘埃，使自己的身心从世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回归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本然。才发现人不为物欲所困，获得心灵的自由，做自己喜欢且对世人有价值的事情，实现生命更有意义的精神价值，是真正自在、圆满、快乐、幸福的。

此后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不仅没有因贬谪流寓偏僻异乡而消沉感伤、自暴自弃，反而益发洒脱乐观、内心充实，生活内容日益丰富，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不仅收获了其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季，而且走出了一条逆境求生的成功人生道路。这种成功的最大秘诀，其实就是苏轼在贬谪的特殊境遇下，对文化人生的自觉、自由、不懈的追求与探索。

从文艺创作方面看，苏轼的确不时想到文字灾祸给自己仕途、家人与朋友带来的重大打击，他多次在给知己友人如王巩、秦观等人的书信中谈及不便写诗作文的苦衷，也时时记起苏辙、文同等劝他不要写诗作文，但对于热爱文学艺术而又身处逆境的诗人苏轼来说，他不可能为了怕惹祸而放弃自己的爱好，也不会因为政敌环伺就颓废沉默。从踏上黄州土地的那一刻起，苏轼就开始积极思考调整人生目标，改变奔忙于仕途的生活方式，转而寻求艺术人生的未来道路，并重视发现提炼这种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的崇高价值与深刻意义。据饶学刚先生统计，苏轼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创作的诗歌占其总数的十三分之一，词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文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指出：“苏东坡在贬居黄州期间，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新的生活、新的意境、新的情趣、新的形象的艺术世界。”^[7]186数据与结论足以说明，谪居黄州的苏轼，文艺创作数量可观，质量也发生了飞跃性变化，其所建立的四“新”艺术世界，表明他完全实现了由仕宦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变。

从学术研究方面看，苏轼不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研习佛道经典，阅读正史、野史著作，甚至饶有兴致地学习耕作、种植、栽培、厨艺、酿造等技艺，还把研究儒经并为之训传作为名垂青史的不朽事业，极为看重。其居黄州头年(1080)致书滕甫有云：“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8]1482次年(1081)又致书朝廷元老文彦博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9]1380可见其对研究《易》《论语》《书》的重视，不仅具有正古今之误、有益于世的自信，而且将其看作比自己有限的生命更加重要的事，表明苏轼对学术事业自觉而执着的追求。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在分析苏轼如此自觉表现的原因时指出：“苏轼在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计时，在耕种自济、文学自适、养生自保的同时，当然更要著书以自见。”^[10]92随着人生道路的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自然发生改变，符合苏轼的生存选择逻辑。

从调适身心方面看，这可能是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完成的最艰巨、也是对后半生影响最为深远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前所述，虽然苏轼初到黄州，就决心告别过去的生活道路，重新思考和选择未来的人生目标，但苏轼本人和后世读者都清楚，否定过去并不等于能够把握未来，规划和重建新的人生目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情。元丰三年(1080)三月，苏轼游定慧院，见海棠花开作诗一首寄寓情怀，清人纪昀称之为“以海棠自喻”。其开头数句云：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11]1036

其中的郁闷不适之意，孤独无助之情，不言而喻。纪昀云：“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11]1037倒是中的之言，苏轼没有此时此地、此景此情的遭遇“兴会”，确实不能产生与空谷中被人遗忘的海棠同病相怜的深切感触。苏轼在黄州写给王巩的几封书信，可以反映其调适身心的痛苦历程。当他听闻神宗驾崩消息后，写信给王巩诉苦：“无状坐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12]1522又《与王定国尺牍四十一首》之二十六云：“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井，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之二十七云：“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故不敢奉书，畏浮沉也。”^[12]1526政治前景无望，人际关系复杂，此身此心如何安顿，如何打点今后生活，生存问题成为其思考的当务之急。苏轼在给王巩的另一封信中，像是安慰对方，也是安慰自己：“所云百念灰灭，万事懒做，则亦过矣。大丈夫功名在晚节者甚多，定国岂愧古人哉！某未尝求事，但事入手，即不以大小而为之……如国手棋，不烦大段用意，终局便须赢也。”(之二十一)^[12]1524当他彻悟这番人生道理之后，游山玩水、躬耕劳作、杂处渔樵、炖肉造酒，一切平凡而琐碎的活动在他的谪居生活中都变得充实而有滋味，他身心安宁而闲适，进入了一个精神自由的文化人生新境界。“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0]89

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更加严厉打击新法反对派。苏轼及苏门人士悉数被贬，他在赴英州任途中，追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其人生进入又一轮迁谪流寓的逆境期。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苏轼到达惠州安置地。虽然在上奏皇帝的谢表中，除了口头上认罪感恩，也陈情甚苦，文中有“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13]707之句，表示北归无望，将老死蛮荒。而在其流露真实性情的文学作品中，却表现出不同的心境与形象。《过大庾岭》诗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14]2057元人赵汸评曰：“盖已信生死祸福非人所为矣。……以垂老之年，当转徙流离之际，而浩然无毫发顾虑，非此事素定于中者，殊未易能。”^[15]4392所谓“此事素定”，显然指苏轼经黄州之贬已经彻悟了仕途浮沉不定、人生祸福无常的道理，当前的岭表之贬，苏轼已完全能够淡然面对，浩然迈往。行至清远县，遇顾秀才，言及惠州风物，极誉其美，苏轼作诗记之：“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到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16]2064-2065}估计顾秀才就是清远当地人，苏轼与之攀谈，询问惠州环境与生活情况，此人动情地向苏轼赞美惠州，他便欣喜地写下此诗，流露出坚信不疑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其初至惠州的诗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17]2071

对比《初到黄州》可以明显看出诗人情绪的变化，当初诗中的牢骚郁闷、不平自嘲意味，完全被泰然不惊、气定神闲的精神状态所取代，甚至觉得似有前世之缘，尤其感动于当地父老乡亲对他的热情迎接，使他顿时产生了与当地人的亲近感，遂生寓居于此、终老此生的强烈冲动。故《唐宋诗醇》评此诗云：“贬谪之地，见如旧游，有终焉之志，贤者固随遇而安。”^[18]4442

苏轼寓惠三年，没有辜负当地老百姓对他的欢迎与爱戴。他从一开始就主动融入惠州本土文化之中，不仅使自己的流寓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而且积极作为，尽其所能为民众办实事、做好事，在惠州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是身份认同。绍圣三年(1096)四月，苏轼作《食荔枝二首》，其二云：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9]2194

此诗被认为是历代咏写惠州荔枝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其受读者喜爱，不是因为诗的技巧有特别高明独到之处，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诗人对惠州真挚充沛的感情，尤其是作为贬谪者的苏轼，能够借食荔枝这样一件在当地人年复一年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表达了其对惠州风物的热情赞美，对成为惠州普通一员的满足与自豪。明人瞿佑评诗后二句云：“方负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20]4745据蔡襄《荔枝谱》载：“火山(荔枝)本出广南……东坡所云四月十一日，是特广南火山者耳。”(苏轼《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査慎行题注)由于惠州火山(山名)地热，气温高于它地，所以荔枝四月成熟可食，而一般的地方，荔枝要到六月才能完全成熟。在苏轼看来，只有惠州人才有四月就可以吃到新鲜荔枝的口福，而他因为贬谪流寓于此，也有幸分享了惠州人的这份福气，哪怕是身负罪戾，远离乡土，他也并不悲哀气馁，表达对身为惠州人的完全身份认同。如果说《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所言“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蓴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21]2122，还多少带有些“无聊中自慰”(纪昀语)意味的话，居惠一年半后写《食荔枝二首》，这种作为惠州人的身份认同就纯粹是发自内心的高度自觉了。

其次是筹建新居。苏轼到惠州，知州詹范对其颇为敬重，安排他在三司使行衙里的合江楼居住，苏轼对此居所十分满意。《寓居合江楼》诗所谓“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22]2072随笔《题合江楼》云：“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23]2272可谓一派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但好景不长，在此只住了十来天，因有人指斥谪居之人不宜在此居住，苏轼就被迫搬到了嘉佑寺僧舍。后来其表兄陈之才提刑广南东路，巡按至惠州，留住十余日，尽释两家数十年前嫌，相得甚欢，在陈氏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二人诗文往还频繁，之才不仅经常遣人以物相赠，还附赠诗文，表达情意，而且在生活上尽量给予关照，包括让苏轼重新搬回合江楼。苏轼虽然能够凭借友善之人的保护而暂得安居，但他心里清楚，一旦失去这种关照，敌视他的人就会找事。在与陈之才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24]1593写信给王巩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25]1531因此，筹建新居，被提上苏轼寓惠的重要生活议程。作于绍圣三年四月的《和陶移居二首·并引》云：“去岁三月，自水东嘉佑寺，迁居合江楼，迨今一年。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26]2191《与南华辨老尺牍十三首》其五云：“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就当在冬中也。”^[27]1873但筑室计划并未如期完成，直至次年(1097)正月，白鹤峰新居始成。其《迁居·并引》云：

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居嘉佑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28]2194-2195}

两年多时间，苏轼搬家四次，各种因素促使他决意自建居所，作久留之计，成为惠州的长住民。诗云：“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青山满墙头，倭堕几云髻。”^[28]2195他对建成自己的固定居所，且能终老惠州充满欣慰。

再次是积极作为。《苏轼评传》指出：“岭南时期的东坡居士，无论就其身份与生活状况，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倾向与情感认同来说，都已从庙堂走向民间。他舍弃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29]117打算终老惠州的苏轼，为了报答当地士民对他的接纳与爱戴，尽其所能地为当地做实事好事，不遗余力。促修东、西新桥，解决老百姓进城交通不便问题；提议并规划用竹筒做引水管，将蒲涧水引入广州城，解决城市饮水卫生问题；请求地方官增建军人营房，解决军人占用民房及由此引起的军民纠纷问题；推广秧马技术，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并提高插秧效率；屡次建议地方官向朝廷上奏，允许老百姓以“钱粮两便”方式纳税，以免钱荒物贱伤农……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寄寓于惠的谪居者苏轼完全可以不闻不问的，但“已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苏轼，却时刻心系黎民百姓，在可能冒着“僭越生事”新罪名的不利处境之下，积极作为，对个人得失无所顾忌。与此同时，他依然坚持着终身喜爱的文学艺术和学术建设事业，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大量和陶诗的创作。赓和陶渊明的诗歌，诗人在任职扬州的时候就开始了，但大量写作和陶诗，则成为苏轼在惠州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与亮点。其《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并引》云：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子浦上。晚日葱昽，竹荫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田园居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30]2103-2104}

苏轼尽和陶诗的任务，在寓惠期间并没有全部完成，谪居儋州的前期，依然写有部分和陶诗。但惠州时期的和陶诗与儋州时期有一个明显不同，即惠州所作，大多都在诗前有“引”，这些文字，除了关于诗人行踪、创作背景的交代之外，还集中反映了苏轼对惠州风土人情的热爱与赞美，如上文寥寥百余字，不仅让读者领略到诗人游览的兴致与愉悦，而且能够看出当地民众对苏轼的友善与亲近。其它如《和陶移居二首·并引》《和陶时运四首·并引》等皆然。至于和陶诗本身表达苏轼对惠州风物之美的赞誉，更是溢于言表，如《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新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30]2104

对于苏轼遍和陶诗，历来论者褒贬不一，誉之者非之者皆各是所是，各非所非。其实苏轼和陶诗，不过用以自托而已。他借用陶诗的体式韵度，来抒写自己流寓生涯的所见所感所思，表达的完全是作者自己的境遇情怀。其在惠州所作和陶诗，人们鲜所注意、也是最具特色的，是其对惠州自然风光和人文气息的高度欣赏与认同，并由此获得了最大的精神慰藉与生活满足。

苏轼在惠州的新居建成不过三个月，就接到责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诏命。他只得抛下惠州之家，与幼子苏过二人渡海奔赴贬所，于绍圣四年(1097)七月初到达安置地儋州。海南岛孤立海上，自古称为“天涯海角”，是历史上官员遭贬环境最为险恶之地。苏轼在给友人程天侔的信中说：“某与儿子粗无病，但黎、蜒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31]1626不仅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且文化落后，蛮荒未化。其用“黎、蜒杂居，无复人理”形容，表明其未开化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轼的想象。但他并未被这种恶劣的贬谪环境所吓倒，反而比在惠州更加泰然处之，心境极为超脱。在给程秀才的信中写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32]1628他已深知，孤身谪居海外，几乎不可能得到像在惠州那样一些友善之人的关照，所以被从官舍赶出以后，没有等待犹豫，抓紧买地建桄榔庵茅舍，作为父子二人的栖居之所，避免露处野外。在苏轼流寓海南的三年时间里，最具意义的是其所倡导和推进的文化建设诸项事业，对当地的文化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受海南人民的尊敬与喜爱。

首先是推广教育活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苏轼到儋州不久，即去城东学舍考察，其情形见于《和陶示周椽祖谢》诗中：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孰，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

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

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33]2254

陶渊明原诗题为《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在城北讲礼校书》，诗中有“周生述孔业，祖、谢向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34]46之句。苏轼特选此诗和之，显然有振兴当地教育事业、向汉黎各族人民传播中原优秀文化的良苦用心在其中。诗末用三国虞翻讲学授徒的典故，其意至明。《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字仲翔，……孙权以为骑都尉……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35]1317-1322}他已下定决心，要以虞翻作榜样，在海南这样的文化荒漠地区，专志于教育，培养人才，努力推动当地文化建设事业发展。随后，苏轼积极策划推动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出资，在黎子云家园池里修建载酒堂，作为聚众讲学场所。其《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云：“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载酒堂。”^[36]2280该堂建成于苏轼贬儋第二年。据启昕《载酒堂考辨》引元人徐智《重修载酒堂记》云：“有士民黎、许二氏者，日相亲炙，载酒问益。当是时，人皆从，文学至今而盛。”^[37]野老放歌《苏轼对儋州文化的贡献》引述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云：“(东坡)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38]除了黎子云兄弟等外，姜唐佐是受苏轼影响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在苏轼与姜唐佐的多封书信中，可以看出二人交往密切，情意深厚。《书柳子厚诗后》云：“元符己卯(1099)，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1100)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39]2120苏轼对其不吝鼓励、赞誉之辞，且期望其继续读书，成就学业。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引》：“予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气和而言道(一作遒)，有中州士人之风。子瞻爱之，赠之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君游广州，有名学中。”^[40]1248后来姜唐佐应试，成为海南岛第一位举人，没有辜负苏轼的殷切希望。大观三年(1109)，在苏轼去世的八年后，儋州人符确考取进士，成为海南进士第一人，苏轼倡导教育的成效，一步步彰显出来。

其次是传授创作方法，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纵观苏轼一生文艺创作历程，流寓生活及其情感体验对其写作内容的丰富和艺术境界的提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言之凿凿：“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41]1421-1422}经过惠州之贬而到儋州，苏轼已进入人生晚年，其文学艺术写作境界臻于极致，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此阶段，他一方面总结提炼自己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主动把成功的经验传授给有志于学的士人，希望对他们的文艺创作水平提高有所帮助。葛延之不远千里到儋州向苏轼请教为文之道，苏轼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作文之要，据葛立方《韵语阳秋》记载：“东坡在儋耳时，余三兄讳延之，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以独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坡受之，而赠以诗云：‘……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42]509-510苏轼热心向士人传授作文方法，从其《葛延之赠龟冠》诗句中，可以看出他乐在其中。在北还至广东清远途中，谢举廉携带所作诗文拜见苏轼，其情形在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中有记载：“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人。博学工辞章，远近从之者数百人……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遂留语数日。”^[43]5193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不仅称誉其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提出了“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的文学价值观。^{[44]1418-1419}苏轼在岭海时期传授创作方法，与过去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大多为面授机宜，而不是以异地通信的方式，即使这篇写给谢民师的论文书信，恐怕也是二人相见“留语数日”谈话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他谪居孤岛，通信大为不便，所以士人欲向他求学请益，必须往见面谈。姜唐佐从苏轼游长达七个月，两人当面讨论创作方法的机会必然很多。苏轼的经验传授、创作示范和文化交往，对当地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说：“迨宋代文豪苏文忠公以事谪儋，日与黎、王诸贤笠屐往还，唱酬吟哦，大开文化。”^[38]

再次是努力移风易俗，改善民间蔽风陋习。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谈及海南风俗云：“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簦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数十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则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不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45]2058文中提及当时海南多种蔽风陋习，诸如不珍惜耕牛而大肆杀牛、迷信鬼神而偏好巫术、有病不求医不服药、用耕牛换沉水香以拜佛等等。这些习俗在许多文化闭塞、生产落后的地区不同程度存在，曾敏行《独醒杂志》云：“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46]542而海南的情形似乎特别严重，苏轼深感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劝化。一方面，他希望借助土著民笃信宗教的心理，让僧人在解经布道过程中加以劝化；另一方面，他针对海南医无药的状况，亲自采药、制药、试药，写成《益智录》《苍耳录》《荨草录》《四神丹说》等文章，介绍各种草药的药性、服法、药效，希望能够帮助当地老百姓治病救人，改变有病求巫不信医不服药的落后习俗。此外，因杜甫诗有描写湖北秭归一带“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买薪得钱当供给”的习俗，苏轼“每诵此诗以喻父老”^[47]2119，希望改变海南长期形成的重男轻女、妇女劳作过度艰辛的风习。当地人不够重视农业生产，苏轼特作《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其言曰：“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蕏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47]2255本来海南气候温暖、日照充足，具备种植多季水稻的优良条件，当地人重视贸香，而轻视种稻，才导致只能用芋头掺杂稻米煮食取饱的情况。《劝农》诗其五云：“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蒩耜，好尔邻偶。”其四云：“天不假易，亦不汝匮。春无遗勤，秋有厚翼。”^{[48]2256-2257}劝导之言，苦口婆心。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认为，苏轼为中国古代士人谪居文化创造了一个最高的典范，^[10]126这番评价是一点不为过的。从元丰三年(1080)苏轼在黄州开始谪居生活，到元符三年(1100)末离开海南岛儋州贬所，其后半生的二十年间，一半多时光是在贬谪流寓中度过的，这可以说既是苏轼后半生生活的主要状态，同时也是其成就人生“功业”的特殊生活境遇。在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命运任人宰割的处境中，苏轼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态度，转变人生追求的目标与价值，终究在文化建设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成为文化巨人。虽然中间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心理煎熬与调适过程，但从文化建设角度看是非常成功和完全值得的。没有苏轼从贬谪伊始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文化自觉和不懈追求，历史上就没有豁达自适、乐观满足的“东坡居士”苏轼，更没有把“谪居文化”推向最高典范的文化巨人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