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军事上分裂割据的时期，但中国文化并未分裂，文化之根并未割裂。相反，这一时期是“文化中国”的共识和认同取得最大共同度的时期之一。正是这一文化认同，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发展，为隋唐大一统文化帝国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文化认同，首先是通过各国争夺中国文化正统的文化政策来实现和促进的。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各国，有识见的君主除各自实施有利于己的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物质政策外，同时也很注重以“神州文化正统”^[2]101为核心，维系各自境内胡汉诸族人心的文化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是促进由分裂割据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因子，是隋唐两朝大一统文物制度得以重建和发展衍变的文化渊源。

隋唐文化制度的渊源，可大别为三大文化地域：“江左”、“山东”和“关陇”。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2]对这三大渊源作了精到透辟翔实的分析：一曰(北)魏、(北)齐，即旧史目之的“山东”；二曰梁、陈，即旧史称为的“江左”；三曰(西)魏、(北)周，即“关陇”(含河西)。三大地域虽然各有各的文化特色，但都是以旧史称谓的“汉魏制度”为宗，换句话说，都是以传承“汉魏”正统文化为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中国”概念。

一是“江左”区域，即南朝宋、齐、梁、陈，自然是以承袭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典章文化的正统地位自居。但隋唐帝国制度主要承袭的是梁、陈，即史称“梁制”，而其前期宋、齐两朝文化则主要为北朝承袭。

二是“山东”区域，即北朝(北)魏、(北)齐。这一区域也不甘后进，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契机，“变革夷风，摹拟汉化”^[2]45，不仅承袭汉、魏、西晋的制度，而且自东晋至南齐间的文化也为孝文帝及其子孙所摹仿采用，取凉州又融入了河西文化，加上本土胡汉文化交融，传至北齐成为中华文化正统的一大结集地。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王肃由南入北，将南朝前期宋、齐文物制度转输入北朝，又经王俭撰为总集，遂蔚成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文治”之盛，“儒教由此大兴”^[2]16。实质上，“太和文治”不仅造成了“儒教大兴”的北朝局面，更为中原正统文化增添了“胡汉融会”的新质因素。北朝，尤其是北魏，为汉族文化为主体因子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为多元因子的融会局面，为各族人民心向中原、增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当时最大的贡献。北朝太和时代之新文化实“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2]15。

三是关陇河西区域，即西魏、(北)周。这一区域文化与唐李氏集团、武周集团的思想意识影响于唐朝文化制度则极有关系。

这一区域新兴文化的形成，是因为既保存了关陇区内旧时的汉族文化，即周代以来的“周官”文化，又融入了鲜卑六镇等少数民族的“野俗”文化，还承袭了中原魏晋(三国至西晋)的遗风。这三种文化风习混合形成为一种不同于“江左”和“山东”的融胡汉为一体的有活力有新质的关陇文化。它是隋朝，特别是唐朝制度文化直接重要的来源之一。

关陇河西文化有三大特色直接影响于隋唐，特别是武周之世：

第一个特点是传承本地区起源的周代大一统文化，特别是依托“周官”诸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武则天国号取名为“周”，就应该是承袭前代周朝，因“姬周旧土”而复兴的体现，故她特别尊重“周官”经典，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在她之前则有西魏宇文泰摹仿周官周礼创建制度并取得了成效。值得强调的是，复古即是创新。宇文与武周两者的文化主旨都在于借周官复古之名，行中央集权制创新之实，以达到关陇胡汉文化融汇互通，取得中原大一统文化的最高认同这一目的。

第二个特点是关陇与河西政权借汉末以来中原战乱，文化蜕化之机，扶持从中原转移来的学术家族，或培殖本土世家儒英，兴起家学，保护和传承汉代中原之学术，从而形成中原儒业学术中心向西北转移。陈寅恪先生说：“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2]24-25如敦煌人刘昞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说，“德冠前世，蔚为儒宗”^[3]1161。凉武昭王李嵩，陇西成纪人，通涉经史，奖儒士，立泮宫，使酒泉一郡学术之风大盛，诗仙李白就出自这个家族。为隋制礼的辛彦之与牛弘皆是陇西之人。直到初唐和武周时期，关陇学术在朝廷还占着重要地位。

第三个特点是因陆上丝绸之路的便利，中外交通而带来西域文明，形成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性质”^[2]22，“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2]22。

以上南北朝三大地域文化是隋唐中华大一统文化的三大来源。由这三大文化的内涵和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三大地区的文化之根都认同炎黄华夏中原的文化。三大文化的核心都指向中原礼制文化，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来的儒业学术。三大文化的主干思想是重视“大一统”正统观念的教化，故“儒教”成为专有名词，也兴起于这一时期。至于三教并称，也始于宇文周之世。“文化中国”共同体观念在这一时期没有因分裂割据而衰落，反而更为强烈，并且成为三个地方政权分别争夺全国一统权力的指导思想。

唐代是这一“大一统”文化认同潮流的集大成时期，“四海朝宗中国”，在唐代形成又一个高峰。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化中国”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个极盛之世，这是近溯南北朝文化中国认同潮流，远溯华夏周秦汉文化中国认同渊源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文化中国认同的又一个关键发展阶段。

在初唐和盛唐时期，为文化中国的认同和坚守，做出贡献的有各方面的人物，其中，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是为中国大一统潮流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的三位不可忽视的领军人物。

研究武则天对文化中国的解读、认同和坚守，必须放在上述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发展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来看，才能找出她对文化中国真正的贡献，确定其真实历史地位。

“文化中国”大一统的共识，是隋唐统一全国的立国之本，是隋唐帝国精神文明盛世建设的灵魂。初盛唐时期从高祖直到玄宗都很注意有关“文化中国”大一统共识的教化，武则天是其中一位有思想、敢行动、有治绩的君主，是值得肯定的一位历史人物。她或是坐守其成，推动了文化盛世出现的有关举措；或是有所创新，促进了文化盛世发展的有关政策。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武周起了过渡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初唐文化中国共同体重建和发展的关键人物。她对初唐文化中国大一统的贡献，主要是下列方面：

第一，适应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时代需求，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中华大一统的观念来源很早，但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改革、发展和完善，则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举例言之，汉代政权制度建设是在走向中央集权，但它实行州郡辟署僚佐制，地方州郡官吏皆自命僚佐和下属，这是西周封建领主君臣等级依附制度的变种，很不利于集权中央。直到南北朝前期这个问题还仍然存在，北魏孝文改制，主要是解决官职名称华夷杂柔的问题，还没触及到州郡自辟和自用僚佐这个根本用人制度问题。至北魏末期和北齐时期，才逐步废除自辟僚佐制，过渡到中央吏部铨选制度，即由中央遴选官吏。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2]95。但要实施这一中央集权的改革，用何种理论作指导，用何种文化符号作为宣传号召的旗帜，则是个大问题。因此，选择“周官”，恢弘“周礼”，成为当时北朝知识精英一般爱用的文化宣言。不过，周礼的内涵是两面性的：一面是尊周王，这可以作为中央集权的旗号；另一面其六官制度，又隐含着部门和地方政权脱离中央集权而独立行政的危机。北朝政权对《周礼》的态度依违于上述两可之间：后魏、北齐政权实际上已把州郡自辟僚佐制改变为归中央吏部选授的集权制度，故他们主要是重视周礼集权王室的那一面，而淡化六官制度的另一面，周礼实际上只是被作为个口号。而北周政权则与此相反，由于它仍保持着地方自署僚佐制，故它对《周礼》的宣传和利用则采取了依违矛盾的态度，这是北朝几个政权都没能解决的思想和制度矛盾的问题。隋朝统一全国，它是这样来解决这个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问题的：隋高祖直接承袭隔了一代的后魏北齐制度，实施了中央吏部省司诠选地方官吏的制度，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夺取了地方政府州郡县令自辟之权，而未承袭它的直接前代北周的自辟僚佐制。故隋对周礼的态度也就承袭了北齐，一方面明确“改周之六官”以适应新的集权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复刻周官”，强调《周官》所含的集权思想，以便更好地为新政权服务，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以上情况也说明这一变革带来了统治思想，特别是中央集权治理思想的长期动荡，成为后来摆在武则天面前的治理模式如何选择的严重问题。总之，经过长期的动荡和变革，这一国家治理制度，在文化中国为魂的思想导引下，从北齐传到隋，再传到唐，成为后来历代中央集权政治的典型治理模式，并逐步完善。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还得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称赞。

这里就需要谈谈武则天对这一中央集权国家治理制度的作用问题了。

初唐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承袭隋制是建立起来了，但还很不稳固，治理指导思想也还处于动荡不安之状态。武则天执政，如果从高宗显庆时期算起，直到她退出帝位，长达50多年。关于这个问题，她采取了两项举措：

一是以遵循周官周礼作为号召的旗帜，实际上是用周礼的“文化中国”大一统的内含灵魂来统一当时的思想。同时，她又把周礼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虚化，将六官的名字加在中央六部尚书的头上，这样，六官只是个虚拟的文化符号，而去掉了六官独立职权的实质。她在实际措施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她的聪明之处，也是她高于她的前辈王莽尊周礼复古倒退措施的地方。其中，周礼的文化中国思想，无疑对她有深刻的影响。

二是遴选人才由中央专权。初唐承隋建立了科举制，这也是大一统国家治理的一大变革。到武则天时代，应科举者达万人之多，武则天却亲自出场，御驾雄阳门，亲自临试，亲自选取张说的对策为天下第一，这绝不是她的炫才之举，而是说明她是中央尊重人才选拔人才态度的代表。这是科举殿试制的开始，武则天肇其端，殿试中举之风就是武则天吹起来的，以后即成为历代科举的定制。这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制考试模式，是文化大一统，集权于中央观念的产物。

说到武则天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二圣的问题，这也不是简单的为女人争名号的问题，而是周官文化中国大一统思想的产物。早在北朝北周明帝时，皇帝就被称为“天王”，即“时依《周礼》称天王”^[4]616。称“天王”是定于一尊的周代大一统思想的产物，但与它相配的却是封邦建国的周代领主封建制度，到了隋唐时代，这个制度显然是落后的，是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不相适应的。武则天对此用文化中国大一统的思想作了改造：一方面她规定高宗用“天皇”称号，自己则用“天后”称号。並称“二圣”，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她却善于巧解周礼“天王”之称为两个二圣之天，‘王’与‘天’二字由皇与后二人分享，既显示了她承袭周礼大一统的神圣性，又把后提到了天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她又采取了集权中央的实际措施，主张“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5]3475-3476，由君与后控制“生杀赏罚惟所命”^[5]3476，以显示中央集权的威权。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主张“二圣”称谓的文化心理：她既是承袭周礼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又是促进中央集权神圣性的观念，她是与时偕行俱进的。这是武则天对“周礼”和“周官”的文化改造。比较起主张恢复“周礼”，以“周官”为标准来改造现实、倒行逆施的王莽来，后者是闹了一场闹剧，而前者则是借助祖先亡灵推行出隋唐新政。而当这些举措受到阻碍，她不惜废唐为周，以女性为皇帝，以推动她心目中的大一统文化思潮的进程。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说：“武氏以一妇人而赋雄才，非易唐为周，固不足以伸其气。”^[6]这是很有见地的。他看透了武后改国号的目的是“赋雄才，伸其气”：赋推动大一统的雄才，伸文化中国的气运。当这样做受到阻碍的时候，就不惜改朝换代，借承袭姬周旧土的关陇集团向往中原大统凝聚之势，宣中央王朝周代一统之礼，顺天道之自然，应民心之待望，顺水推舟，改唐为周，以使中华大一统帝国获得新的发展。这是符合当时百姓对文化中国共同体巨大发展的待望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所以当时除了少数失职怨望的人起兵复辟外，“四海兆人之众，无有一夫焉，为唐悲宗社之沦没”^[7]1663。天下无一夫为唐室悲叹，也可见武周改朝换代之得人心，因为它符合文化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老百姓无意见。这是武周对文化中国发展史的一大特殊贡献。

第二，适应文化中国大一统发展的需求，促进唐朝多元一体、多源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

初唐是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古民族文化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新时代。由于李氏王室出身关陇集团，因此，从关陇地区胡汉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的历史经验出发，促进中国四境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巩固国家的大一统，提升国家形象，这一华化蕃胡的工作是李唐王朝的天然历史优势。唐皇室出身于关陇文化集团。太宗、高宗“固为鲜卑人之混合种”^[8]，李唐乃“胡人改姓”^[9]4。李唐集团本身就是蕃胡华化的产物。他们统一全国，不是以少数民族为身份，而是以坚守华夏民族的正统为身份。但由于他们自身是在关陇蕃胡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的。“唐源流出于夷狄”^[10]，“唐有天下，然亦有夷狄之风”^[11]，因此，李唐王朝比起此前的汉、晋王朝来，则更为注重民族文化的多源性和多元性，更注意为中原正统文化的一体性增添更为丰富的内容和色彩，更注意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高涨，增添更加生气勃勃的活力。唐帝国就是在这个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一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潮流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对这一趋势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当时历史人物的重大考验。

武则天是经受住了这样的历史考验的。她不是来源于关陇集团，不具有胡汉文化融会的天然优势，但她并没有恃武周集团一己的私利，逆历史主流趋势而动；反而在其当政的50多年里，不仅继承唐朝太宗以来的经营四边，特别是经略西突厥的政策，取得了大破吐蕃和分设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四镇的治绩，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她主动采取了尊重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如她建言十二事中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5]3477一条，实质就是民族和睦的主张。她在为高宗辅政时期，制订“群臣及四夷酋长朝后肃义门”^[5]3475和“光朝门”的朝仪，四夷“朝皇后自此始”^[5]3475。这种以皇后身份尊重四夷文化的政策是从武则天开始的。她“治铜匦”^[5]3479，“封嵩山，禅少室”^[5]3483，行“封壇”^[5]3483，铸“九州鼎”^[5]3484，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5]3483，让番夷诸酋都参与制作，还“悉缕群臣、蕃酋名氏其上”^[5]3483。在乾陵神道上，她又在高宗死后儶刻六十藩王石像，至今还可以在残存石像后背发现刻于石上的“木俱罕国王斯陀勒”、“于阗(国王)尉迟璥”、“吐火罗王子持羯达健”等国名和人名。这些措施固然也被有的史家批为劳民伤财，但以文化中国眼光看，这也何尝不是展示国家形象、尊重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颂德大周万国的标志性文化路标工程。这些文化路标是同大唐盛世雄阔、华丽、大气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是文化中国的标志性符号。

与此同时，武后也很注意与外国通好的大国形象。唐初，日本国遣唐史和留学生即已来中国，逐步形成留学高潮，到“贞观五年，……国学之盛，近古未有”^[12]。武则天还亲自在麟德殿设宴，招待“来贡方物”的日本大臣朝臣真人，敬其为“好读经史”“举止温雅”的读书人，给予封官礼遇。武则天还曾送给日本国神武天皇一对“驺虞”(即大熊猫)，这是大熊猫充当和平天使的最早记录。陈寅恪先生说：“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2]3历史上的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就是从唐朝文化的流传广播开始的。“支那”一名的含意是“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13]，这个称谓主要是在唐代盛行，故从五代到清代，“胡人呼中国为唐”^[9]1。这些事例，是文化中国魅力最深刻的体现。武则天对唐朝文化的流传广播，对文化中国影响于汉字文化圈的魅力，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说：“李、唐一代……，实为华、夷混合之国家，不能指为纯粹汉族之时代。然其文化虽亦混有异族之风习在内(如太宗妻弟妇，玄宗夺子妇，武后为女帝，异于汉人惯例，似为胡俗所影响。)名义仍以华夏自居，可见汉族之要素重于他族，不失其主干之资格也。”^[14]这样一个有主干有辅翼、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是唐朝文化中国面貌的生动写照。武则天在其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文化中国的精神观念、精神境界和精神价值经历了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其有关五福的观念可追溯到夏禹时代，有关仁的观念可追索到殷代的甲骨卜辞。汉唐是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光辉展现，其声教暨及、影响扩广到海内外的时期。而唐朝文化的特点是：儒家占具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藏十三经法典化，儒、释、道为主干通向百家的中华传统文化放出异彩，文化中国的观念和精神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进一步高涨。把武则天个人的思想和治国理政兴文化的举措，放到唐朝文化这个历史框架里来检验，武则天无疑是对“文化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的。

第一，武则天“不知爱身，而知爱人”的个人品德、襟怀抱负，因其唯一“女皇”的特殊身份，为这个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挺起“文化中国”脊梁的历代历史人物长廊，增添了一个突出的闪光点，是引导众多文化精英群星的一轮明月。

武则天是复合型多重性格的人物，思想颇为驭杂，但其知人、安民、爱才的思想品德和忧劳天下的情操襟怀是得到公认的。她自己说：“朕不知爱身，而知爱人”^[5]3479，“忧劳天下”^[5]3479，“朕于天下无负”^[5]3478。她明敏果断，不爱奢侈，不自私。她不仅这样说，而且用于理政和社会的实践，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明李贽《藏书》云：“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15]李贽是个眼光极挑剔的专门翻案的史学家，他都认为武后以爱才为心，安民为念，是万世之公鉴，可见其评价之高。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同样的评价：“帷薄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不下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6]武则天读骆宾王讨武周檄的故事，特别表现出她不惮闻过，无取阿谀，对才华出众的政敌也一样爱惜的爱才心理。骆宾王为徐敬业起兵作反武周的檄文，“极疏大周过恶”^[17]1，武则天反而微笑。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讬？”^[18]的绝妙文笔时，她反而痛惜“宰相何得失如此人？”^[17]2由此可见武则天的个人雅量和云水襟怀。这是中华文化历代传承的价值观念的体现，距武周千多年前的商汤就有起政敌于缧絏之中，用伊尹为相的故事，其知人爱才的观念两者是契合如一的，表明武后的爱才观念和品德气量渊源有自，既是传统的，又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是唐朝盛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大凡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人物，往往以其个人品德的光辉面留下楷模，增添和丰富着时代精神主流价值的内涵和色彩，这是文化中国的一个特点。武则天就是其中一位这样的人物。

第二，倡导“用文治天下”^[19]2，“以道德化天下”^[5]3477。上承贞观之治，推动陈子昂改革一代文风，去六朝绮靡，而“皆有一片广大清明气象，真正风雅”^[20]；下启开元盛世，导引出“鸣国家之盛”，百家争鸣，存亡继绝，重建中华文化道统和中华精神价值。

《唐文粹》为唐朝文化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19]2有唐三百年“一变至道”的文化新风气是陈子昂开启的，陈子昂是武则天拔擢出来的。唐文化之革新，当因武则天在上扇其炽，陈子昂在朝举其釜，熔多元文化于一炉而开其端。

武则天十分爱才，用了一批文化人，其中有两位文化标杆人物：一是狄仁杰，代表有唐吏治；另一是陈子昂，代表有唐文治。有关吏治问题放到下面再说，这里重点说一说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武则天文治的关系。

“用文治天下”是“有唐三百年”文化的纲。武则天对唐朝以文治天下之纲，不仅遵循其迹，而且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她向高宗提出了“以道德化天下”的决策，并且在整个武周之世身体力行之。“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氐千余篇。”^[5]3476她数次“大集诸儒”与文学之士还撰集了《孝子列女传》、《凤楼新诫》、《玄览》、《古今内范》、《内范要略》、《少阳政范》、《青宫纪要》、《维城典训》、《兆人本业》、《垂拱格》等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道德规范，官德吏治和六艺要录等三大部分。武则天最重视的是道德和官德著作，体现了“以道德化天下”的思想。“文化中国”形成和传承的基本点之一就是“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上善若水”的道德价值体系。武则天以爱人安民为尚，以道德为首要的思想观念，是适应于“文化中国”价值体系教化要求的，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不便发掘。

最值得重视的是武则天对“鸣国家之盛”的百家争鸣文艺新风的提倡。韩愈《送孟东野序》曾总结他之前的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善于“鸣国家之盛”^[21]1465。他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1]1464的理论，“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21]1464，天地自然“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21]1464。而“人之于言也亦然” ^[21]1464，人的特点是一代文化假一代之精英而鸣，“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鸣”也有两种：一种是“鸣国家之盛”，境界高；另一种是“自鸣其不幸”，境界要低一些。韩愈这些主张，都是文化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他认为唐文化的特点是“鸣国家之盛”，这是有唐盛世所使然。“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21]1465韩愈对唐文化“鸣国家之盛”的总结，是从贞观之治时即开端留下来的风气。白居易继韩愈之后，认为唐代之鸣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22]的效果。唐代百家争鸣之风的兴起，是唐文化方方面面均显出革新清丽之风的重要原因。武则天是这个风气继太宗之后的又一个提倡者。王夫之称道她：当“子昂与苏安恒、朱敬则、韦安石皆犯群凶”^[7]1678，直言敢谏之际，她却能“持正论而不挠”^[7]1678，能“秉正以抑其妄”。^[7]1679姚崇奏酷吏周兴，来俊臣滥用淫刑，则天反而“大悦”，表扬他不同于只会阿谀、“顺承其事”的宰相，敢于直言，“赐银千两”。^[1]3022由此可见武则天是很注重引导“鸣国家之盛，补朕之阙失”的争鸣风气的。唐代艺术的昌盛，如“志怪”发展到“传奇”，是武后开始才占居支配地位的。用现实题材“作意”、“幻设”，倡导游仙浪漫，也是从武后时张鷟的《游仙窟》开始的。武则天编纂的《乐书要录》为唐代雅乐变燕乐之风，吸收龟兹乐入唐乐，起到了关键倡导的作用。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的古风体直传到李白、杜甫，占有初唐诗歌的支配地位，也是从武后开始，直到玄宗之时。至于陈子昂能“文起八代之衰”，与武则天的文治更有极大的关系。

陈子昂是武则天称帝开始即拔擢出来的。武周光宅元年，武后登帝之年，陈子昂上书，即得到则天的赏识，“奇其才，召见金华殿”^[5]4068，称其“地籍英灵，文称暐晔”^[23]。陈子昂书在洛阳吟讽传写，造成又一次“洛阳纸贵”的盛况，这是武则天倡导“鸣国家之盛”之风的效果的明证。

陈子昂的《感遇诗》“以复古反正”^[24]，“奇奥变化，莫可端倪”^[20]82，“尽削浮靡，一振古雅”^[25]，“独创法局”，“淳风再造，不愧骚雅元勋”^[26]。陈子昂能具有唐代诗文革新旗手的地位，是与武则天文治推动紧密相关的。其实，陈子昂《感遇诗》的内容“多感叹武后革命事”^[27]，也就是说，他是为武周称制而歌功颂德的。“颂德”之作成为革新诗风的扛鼎之作，这个文化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杜甫把《感遇诗》称为“忠义”之作，盛赞子昂“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28]，韩愈称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21]355。从这些赞语，无疑可以看出其背后的文化心理。他们不仅钦佩子昂其人，更称赞子昂高蹈，开拓出“鸣国朝之盛”的唐文章的道路，还称赞他歌颂“武后革命”是“忠义”之举。由此可见，在唐人心目中，武后文治，也是同贞观，开元一样值得歌颂的。武后文治与子昂高蹈互相激发，表现了唐朝盛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9]这样独立苍茫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是文化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最佳表达。放到时代背景上来看，这也是武后文治催生的最佳文化成果的标志，是武则天作为唐代文化中国核心精神价值体系教化的助产师催生的唐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文化标志。

“为政以德”是几千年来“文化中国”教化体系中一项核心内容。孔子曰：“德者，政之始也”^[30]，“居其所而众星拱之”^[31]主政为官者的官德，具有比一般百姓和社会成员更高的层次和更尚的标准，是引领社会道德教化的文化标竿。其身正，行端品严，德高政廉，百姓就会视其为如众星环拱的北辰。德，是为政的核心价值，是政事教化的开端。它是以中华民族的终极价值观和核心道德伦理观为基础的，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官德”视为教化的开端，逐渐就成为文化中国形成和发展体系中一项核心内容。最早的官德教育读本出现在西周，是周太史辛甲为“补王阙”而作的《虞人之箴》。到西汉时有扬雄仿作的《州箴》，东汉则有胡广的《百官箴》。唐代武则天撰《臣轨》，是历史上第四部官箴。《臣轨》的出现，上承贞观之治时期的《群书治要》，下启五代孟蜀著名的《官箴》，是一部关键时期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文化中国官德教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影响深远，直到宋代以后各种官箴著作才多了起来。《臣轨》一书曾长久失传，清代又才从日本找了回来。

《臣轨》一书的重要价值有三：

第一，《臣轨》是从周代《虞箴》到贞观《群书治要》历代官德教化的产物。

历史上最早的《虞人之箴》，又叫《虞箴》，内容是告诫掌田猎的官吏应遵守的道德，包括生态伦理方面的准则，但只有《左传》保留了几句文献。三国魏时曾编《皇览》，也是官德教本性质，但内容厐杂，名目重复，首尾淆乱，文义断绝，不便记诵和观览。初唐魏征等人对此极为不满，这才有《群书治要》的出现。

《群书治要》是贞观之治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另一成果是《贞观政要》，也是官德教育读本，但它是后来编纂的。《群书治要》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命谏官魏征、虞世南、褚绪良、萧德言等人编著的。它是一部辑录前人典籍，每部均摘取其要而形成的谏书，从14000多部典籍中选取65部，每部又按治国安邦的官德教育的需要编选有关内容而成。《群书治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以史为鉴的读本作用。唐太宗读后很感慨地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32]《治要》一书可谓当时集我国古典文献精粹之大成的教化专著，起了“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33]的巨大作用，对提升贞观群臣的思想素质和教化素质是很好的教材。但它的缺陷是缺乏当时人针贬时弊的创新之作，卷帙仍然浩大，不便阅读。武则天《臣轨》两卷，简明扼要，为当时人所撰著，因此应运而生。

第二，《臣轨》是文化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第一部有系统、成体系、指向明确、体例完整的简明官德教化读本。

《臣轨》的宗旨是再造一“经”：“理国之要，尽在经耳”^[34]，诫以《经》。这“经”只有两卷，是纪念两位殷商能吏楷模伊尹和傅说，故确定为上、下卷体例。该书分为十章的原因，是仰慕“周朝之十乱”(这里的“乱”是治的意思。十乱是十位辅佐周武王的贤相能臣楷模：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故分为十章。可见该书体例形式也是用尽心思，以官德教化为标准的。至于其教化内涵则是“发挥言行，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 ^[34]3。

该书上卷分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五章，其重心是宣讲君臣同体，公忠体国之道。下卷分为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五章，其重心是宣讲修己立信的轨则：“修己必顾其规，立行每观其则”^[34]5。

则天贡献此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浅易明了的官德规范读本，家国共安，上下俱泰。她认为“赠人以财”只能“申即目之欢”，唯有“赠人以言”才能“致终身之福”^[34]5。也就是说，该书是为立德立言，作训垂范，嘉言美事，谠论雅教，为纲为纪，经天纬地而作的一个官德教化教材，它确实在文化中国教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臣轨》全书卷帙不大，言简意赅，充斥着丰富的警言教语，为官德教化和官德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臣轨》每章都由格言警句组成，能起到教化垂范，便于背诵，深入思想意识深处的作用。例如《同体章》说君臣同体，就用了人身作比喻：“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肢之载之首，耳目之为心使也。”^[34]1《至忠章》说“忠正”就讲到了对下要“慈惠于百姓”，对上要“忠正于其君”^[34]7，这两方面结合，而且必须是以慈惠百姓为先，以忠于君为后，才能叫做忠正。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重在民生”是相当有启示性的。《公正章》说到何谓“公正”，则引申到天地日月是学习的样板：“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34]20这种视野和眼界，就是今天读来，某些官员也会汗颜吧！《匡谏章》特别为敢言敢谏，刚正不阿的品德制订了下列标准：“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34]32，鼓励这样的良臣担负挺起中国脊梁的责任。

下卷《诚信》章把诚信提到人的本性和情性的高度：“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34]37，“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 ^[34]41-42。这些语句琅琅上口，爱憎分明，直到今天都还是值得利用的思想资料。《利人》章讲到利人的标准是倡导生业，使别人能安其业：“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导，家给人足，则国自定焉。” ^[34]62国以农为本，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利人”就必须站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这才是最大的利人。

总之，《臣轨》一书是中华官德教化史上充满智慧、知识、经验和信息的一本好书。全书的格言警句都是化自七经及诸子百家，旁及列女传等杂书。它体现了武则天的思想，也体现了她之前各时代官德教化的经验，是一本集武周以前历代官德教化之大成的著作。这是武则天对文化中国教化史的一大贡献。

武则天是个特别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有善也有恶，有是也有非，有信也有疑。过去对她恶的一面探索较多，也有少数学者说到她的善，而且是大善。今天看来，需要对她进行公允的研究。特别是把她放到文化中国发展史的天平上来称量，还是一项新的工作。笔者不揣冒昧，算是对此初步尝试。

文化中国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文化精英，而这些文化精英也以各自不同的文化思维为文化中国的发育和成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位作出过积极贡献的有为君主。至于她恶的一面，本文没有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避，这是超出本文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