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北草原文化南下的一支。他们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一种突入文化，是西北文化南下的余波。而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可能与月氏人有关^[2]。此后支持此说法的学者发展了“西北文化南下说”，提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来自西北甘、青地区，随其部族迁徙而达到岷江上游^[3]。虽然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某些文化成分与甘青地区某些文化成分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居民和文化就是从甘青地区迁移来的。

先看石棺葬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制。这种墓葬的分布从我国东北沿华北边缘大致向西，在甘青地区折向西南，直达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区。从其出现的时间来看，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地区又次之^[4]564。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石棺葬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黑海—里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5]14。随着印欧人的迁徙，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板墓”在南西伯利亚流行开来。公元前七至三世纪，蒙古高原出现了大量的石板墓，向西可延伸至外贝加尔湖地区。有学者更是认为“蒙古之石板墓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石板墓相同这一现象表明，公元前一千纪，蒙古中部、东部和外贝加尔湖地区构成了单一的人种-文化区”^[6]358。可见，制作石板墓的这种传统并非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发明，它极可能是在公元一千纪左右由蒙古高原传入中国。但从石板的形制来看，三个地区更是存在不少的差异，岷江上游的石棺葬那种头端大足端小、侧板打凹口、顶板一块压住一块往上盖的做法明显与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墓葬将石块随意堆放作圆形或方形的做法有别。

再看石棺葬的典型器物双耳罐。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寺洼文化的双耳罐，安特生称为“马鞍口双耳罐”(图 1，c)。寺洼的双耳罐虽作马鞍形，但器耳所占器身的比例不及三分之一，耳部和两耳间的颈部饰凸纹，凸纹为作直线或W形的折线^[7]。这与岷江上游的器耳占器身比例约二分之一，腹部饰旋涡纹，部分镶嵌铜泡的双大耳罐(图 1，a、b)有着明显的差异。宋治民先生将川西和滇西地区石棺葬的双耳罐同甘青地区同类器物进行过细致的比较，通过对两地大双耳罐的比较，他指出，(川西和滇西地区)“石棺葬所出最常见的双大耳陶罐为小口、短颈、鼓腹，双额曲线，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其弧度基本上是鼓腹向上伸延的曲线，因之双大耳特别突出是其基本特征。这种双大耳陶罐和西北地区的某些双耳罐有着明显的区别”^[8]。另一方面，寺洼文化的发展序列还不清晰，但它属于卡约文化在东部的一种发展类型，时代为殷商之际。因此又有人认为，川西石棺葬文化出土的双耳罐与寺洼文化及安国式双耳罐的时间间隔较大，看似与西周至春秋的辛店文化、唐汪式双大耳罐关系更为密切^[9]。但岷江上游的双大耳罐双大耳上端和器口平齐，这则是唐汪式少见的。总的来说，岷江上游的双耳罐与甘青地区的双耳罐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  1  a.理县佳山Ⅲ式双耳罐b.理县子达砦SZM201：1 c.寺洼文化双耳罐

当然，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也出土了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铜柄铁剑、铜泡饰等装饰品。铜柄铁剑即三字格剑牟托MI:148^[10](图 2，a)、城关AM9:13^[11]43(图 2，b)，同类器物在我国西北的甘肃、宁夏以及滇文化中均有发现。部分剑与庆阳^[12](图 2, c)、固原^[13](图 2，d)同类器物相比虽茎部饰米粒纹，但部分地方明显出现了变化，其剑格边缘光滑，或作锯齿状，剑格的镂空装饰也仅见长方形一种。

图  2  a.茂县牟托M1:148 b.茂县城关AM9:13 c.甘肃庆阳城北d.固原县杨郎乡

总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与西北甘青地区同时期文化相比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从主要随葬器物看都存在一定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性无法说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北文化南下的一支。

有部分学者反对西北文化南下说，他们指出甘青地区的文化与岷江上游的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并认为造成文化差异性的原因是由于创造主体的不同，他们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系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是当地夷人创造的文化^[14]。

虽然学者们都意识到周边文化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但用本土起源来解释显而易见的差异看似更合理。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文化的进化有一定的过程，某个文化共同体达到一定阶段后，就自动成为文明的某些现象和成就的拥有者。事实上，这种观点将某种文化的出现简单地归于当地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简单的成因归纳好似是用对结果的阐释代替了对原因的阐释。著名汉学家C·亨策认为，关于任何文化的土著性的观点，一般来说，作为假说提出来，未必是恰当的^[15]32。

那是否存在另一种假说，也就是说只要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比石棺葬更早的遗存，就可以证明文化的一脉相承性，这样就可以反驳“西来南下说”？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16]。2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姜维城遗址进行了试掘^[17]。这些遗址分布于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沿岸，与石棺葬的分布范围大致重合。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出土的石器常见半月形穿孔石刀、三角形手斧、长方形石锄。由于其彩陶和半月形穿孔石刀与马家窑类型彩陶文化接近，其年代应该与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18]。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一方面，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受到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特征不太明显；另一方面，岷江上游石棺葬的遗存时间与新石器文化的遗存时间相距较远，即使地层上有叠压关系，也不能说明两者有直接继承的关系。

这样看来，“土著说”的依据并不可靠。李伯谦先生曾将文化的传播形式分为渐进的、浸润式的传播模式和急进的、暴风骤雨式的传播模式^[19]67，石棺葬文化显然属于后者。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石棺葬文化为什么会突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岷江上游？这种突变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往往是不同力量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不少学者认识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面貌的多样性，提出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20]。可以说，一种文化其出现的时间越晚，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就越大。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文化内涵来看，其除了受到西北甘青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了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的影响。楚文化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牟托墓的青铜器上，如楚式鼎、楚式盏、楚式敦等。滇文化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兵器穿銎及装饰品上，如圆形扣饰、铜铃、铜手镯、戒指等。但这些器物出土的数量都比较少，且多集中在牟托墓，因此楚文化、滇文化影响的范围相比较蜀文化而言要小很多。因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蜀文化因素的器物都是最丰富的。

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常见的蜀文化类型器物有陶豆(图 3，c)、陶釜、铜鍪(图 3，b)、铜戈、铜釜(图 3，a)、铜罍等。其中陶豆是岷江上游石棺葬中数量最多的蜀文化类型器物，从形制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中的陶豆与蜀文化的陶豆相差无几。茂县别立、勒石Ⅲ式豆其中三件的盘内壁戳印“亭”字；理县佳山寨石棺葬中也出土了一批陶豆，其内壁都有用章戳印的阴文“亭”字；四川什邡城关墓也出土了一批陶豆其内壁也印阴文“亭”字。汉代管理市场的官署称“亭”，陶器上的“亭”字是为了标明物品由某县“市亭”负责监制，是市场管理机构的标志^[21]37。蜀式铜戈出土的数量也很多。牟托K2:1、牟托M1:93铜戈(图 3, d)两面铸有浮雕虎头像，虎口大张伸舌，内或腹部饰虎身像。这些青铜器纹饰中常见的虎纹、鸟纹、兽面纹、手心、花蒂纹等符号都与蜀文化中的青铜器纹饰类似。

图  3  a、茂县城关AM4:4铜釜b、茂县城关AM3:8铜鍪c、城关Ⅲ式豆d、茂县牟托M1:93铜戈

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与茂县牟托M1:A铜罍(图 4，a)同类型的实物，但在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印(图 4，b)上发现了器型相同之物。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了一件铜印，铜印下部两侧各立一人，双手相握，手下置一罍，手上为“巴蜀图语”，左右置两铎图像。《周礼·天官小宰》曰：“徇以木铎。”郑玄注：“古者将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22]63可见铎是作为一种军事礼器出现在铜印上方，内容可能与军事活动有关。从蜀国早期文明来看，铜罍在商代三星堆文化中还处于次要地位，到了西周时期，铜罍逐渐成为了古蜀文化礼仪的象征。成都十二桥文化出土了排列有序的列罍，可见当时铜罍在蜀文化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岷江上游仅在牟托墓中除了出土铜罍外还出土有镈钟、甬钟、铜鼎等贵重礼器。可见，牟托墓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图  4  a.茂县牟托M1:A铜罍b.新都战国木椁墓铜印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化”，虽然保留了多种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很显然，蜀文化在整个文化内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出现与相邻文明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

气候环境、地理构造使岷江上游地区发展为繁荣的定居型农业文明，但也为半牧半农经济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华阳国志》描述这里曰：“土地刚卤，不宜五谷，唯种稞麦。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氐百石子也。”^[23]184这里的“土地刚卤”主要是指山石坚硬不平，土质浅薄而含盐碱，不宜种植稻梁五谷，宜种植青稞(其为最耐寒的麦种)。汶山郡自岷江河谷外，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山与草原，气温经常低于成都十余度。这里又有盛夏而冰不消释的高山，如岷江东岸的九顶山，也称“玉罍山”。

虽然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但岷江上游的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山海经》载：“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中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24]184凡产玉璧的地方，与自此流出江河的冲击台地，土砂中皆有金。在金沙江、涪江、白龙江诸水沿岸，岁岁淘取不绝。除文献中记载的该地产金玉外，这里的金属矿藏和非金属矿藏也极为丰富，盛产的金属矿包括铁矿、铜矿、铝锌矿等；非金属矿包括镍、磷、石盐等。如果没有矿藏或取得矿石的交换，就无法进行金属的冶炼与加工及玉石、金银器的制作，也无法产生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丰富的自然矿藏为岷江上游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岷江上游除了有丰富的矿藏作为文明产生的前提外，交通要道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岷江上游的东南面与四川盆地相邻，西北面与甘南草原的松潘草地相接。与成都平原的通道皆取道于涧水山谷。下行一日可达绵洛，上行二日可达绵虒，路斜缓，无险阻。《水经·江水注》曰：“《益州记》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闻，始发羊膊岭，东南下百余里，至白马岭。而历天彭关，亦谓之天彭谷也。自白马岭回二十余里至龙涸，又八十余里至蚕陵县，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镜。又六十余里而至北部治，始数百步；又西二十余里至汶山故郡，乃广二百余步；又西南八十余里至溼阪，江稍大矣。”^[25]2734

这里与北方草原的通道可从岷江北上后，出松潘大平原，再沿着白龙江下游进入西宁；或者也可以进入甘肃与河西走廊的沙漠丝绸之路相接。秦以前，因栈道未修通，岷江上游地区与北方的交往，主要是由瞿上循涧水至绵虒，再溯江源以出陇右，转入渭水平原；或接白龙江进入青海，与北方建立联系。总之，岷江上游地区与蜀地的交通较北方而言，距离更近，花费的时间更短，更便捷。另外，蜀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农业文明，一方面，农牧文化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它往往受到定居农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农牧文化的地理优势又成为了定居农业对外交流的通道。

文化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过程，尤其突变型文化更是是在多种文化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从文化面貌上看，我们可以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既有土著成分，也有外来成分，但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文化是由历史上哪个族群创造的，不管是夷人、羌人还是氐人。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体现出了一种“复合型文化”的特征，其中蜀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见相邻文明中心对边地文化的产生有巨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边地文化的出现是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岷江上游的自然环境决定这里虽不适合发展定居农业，但这里丰富的矿藏可作为原料产地，便利的南北水路交通可作为定居农业对外运输的通道，这些都为边地文化的出现和内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出现是依靠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扩散而产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邻文明中心对边地文化的影响在突变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正是蜀文化在岷江上游石棺葬“复合型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