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孝文化研究的成果可谓相当丰硕，截至2015年，学术界关于孝文化的论文约有3000篇，出版专著、论文集等约30余部，并有孝文化研究会等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现将1984年^①以来的论文成果分年代统计如图 1、表 1，从中可见三十余年来孝文化研究的轨迹，并感知近十余年来孝文化研究的氛围。

图  1  1984—2015年关于“孝”文化研究的论文统计一览表

从笔者的统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关于孝文化的研究几乎停滞。80年代之后，国家逐渐重视学术研究、历史文化，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孝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1]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部分社会问题尤其是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孝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孝文化研究在研究队伍上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与学科上不断丰富且有交叉融合、研究视角与方法上有所创新。整体而言，既有从宏观角度把握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地位与功能，也有从微观视角切入孝文化在历朝历代的发展脉络与衍变；既有从历史角度分析孝文化与“乡土中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有从现实意义衡量孝文化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协同意义；既有从纵向对孝文化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分析，又有从横向对孝文化与政治、法律、民俗、艺术、社会生活、教育等交叉领域的剖析研究。总之，孝文化在近些年来已经成为颇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领域。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孝文化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孝文化的起源、内涵、历史演变尤其是各朝代孝义文化的流变等基本问题均有着较为详尽的考察与探讨，并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孝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对历代孝道经典文献的研读、辑佚、考辨、阐发有着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其中《孝经》的成书时间、教化功能、忠孝关系等问题是孝道文献研究的热点；第三，对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地位及现代价值，研究者多能理性并客观地进行评价，并特别关注传统孝文化与当代教育、养老、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在孝文化的研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先生带领的团队，从浩若烟海的资料中索隐钩沉、去粗存精、汇编成集的《中国孝文化研究集成》丛书(2013年)，从经、史、子、集等古籍资料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也是目前第一部将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国家法令、各家孝论、孝子孝行、养老礼法等资料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为学术界研究孝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几十年来，研究时限的扩大、研究视角的扩展、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及史料文献的挖掘都有很大进展，这些均为孝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遍览撰述，关于孝文化的研究还是在某些领域存在一些遗憾之处，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

第一，在研究的时限上存在偏倚。即偏重于古代与当代孝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于近代孝文化变异的探讨。同时，在对古代传统孝文化的分析中，又聚焦于秦汉之前的孝文化研究，魏晋尤其是宋辽以后的孝文化研究有待深入关注。笔者对中国期刊网2000年至2015年间关于各朝代孝文化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梳理，统计如表 2。

从表 2可见学术界对先秦孝文化的关注热度颇高，秦汉次之，而对封建集权高度集中的明清，十五年来孝文化研究的论文也仅51篇，对辽金元三代孝文化的研究则十分薄弱。

第二，研究针对的地域范围不广。受区域地理、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孝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应把孝文化置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目前区域孝文化研究多集中在山东和孝感这两个区域，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其中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文化底蕴深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颇受历史学、伦理学界关注。而孝感作为历史上孝风昌盛之地，一方面确有关于其孝文化的历史描述，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关于孝文化与文化旅游等产业之间的研究。事实上，孝文化在历史上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及家族，如山西祁县乔氏、徽州棠樾鲍氏、浙江浦江郑氏等，这些不同地域及家族的孝文化特点对家族、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孝文化和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也是目前学界急需的。

第三，在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上有必要突破。现有成果偏重于对孝文化起源的辨析、孝文化的历史演变、孝文化的内涵、重孝原因的考察、孝行的表现等研究，且偏向于对孝与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对于孝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不多，如对孝与医学、孝与宗教、孝与社会生活、孝与艺术(建筑等)、孝与民俗等关系的研究不多。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文化不仅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更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家政权的变更息息相关，因此只有将孝文化置于与社会史、生活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等学科融合的框架中，孝文化的研究才能突破现有瓶颈，视野方能更广阔，成果也才能更丰富。

孝文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于“徽州孝文化”的提法及探析经常可在关于徽州文化、徽州宗族、徽州民俗、徽州社会等系统研究的著作及论文中看到，但若深入考察及探究，可见，将徽州孝文化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全面研究，尚显不足。

目前对徽州孝文化的研究，有学者深入考察其重孝的原因，如张安东《徽州孝文化及其成因之考察》认为“徽州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及地方官绅和宗族的践行四个因素是徽州孝文化的重要成因”^[2]。有学者分析徽州孝文化的体现，如查志伟《孔子“孝”思想在徽州的表现和影响》重点研究孔子的“事父母，能竭其力”、对父母“无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思想对徽人的影响，称徽州让这种入世之孝成为典范，“孝”促使徽州文化的最终形成^[3]。另有周闪闪《析清代休宁地区孝行中的刲股之举》^[4]探究清代休宁地区“刲股和药以进亲”之孝亲行为的践行状况：刲股者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刲股施药对象扩大，刲股方式渐趋理性化及行为的隐蔽性，刲股疗效的不确定性，并指出其背后的复杂原因。有学者总结徽州孝文化的特点，如蒲霞《徽州旧志与徽州孝文化》^[5]从徽州旧志中归纳出徽州孝文化的三个特点：徽州孝者身份的广泛性、孝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及旌表孝者形式的多样性。樊程《清代徽州孝文化特征研究》在分析清代徽州孝文化兴盛的基础上，分析徽人践行孝道的新特征：从小受到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读书人为孝敬父母而弃考甚至辞官、徽州子弟为母亲的贞节之行请求旌表、累世行孝义之举^[6]。

孝行主体不同，其践行孝道的方式及后世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学者们还从不同的孝行主体对徽州孝文化进行考察。第一，从徽商与孝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周怀宇等《徽州鲍叔牙后裔的孝文化贡献》具体研究歙县棠樾、长塘两大鲍氏宗族基于孝理念的经济文化贡献^[7]；吴兴元、陈敬宇《论孝道对徽商的影响》从两方面分析孝道对徽商的影响，一方面促使徽商外出经商，另一方面封建孝道对徽商致富后扩大商业规模起到了限制与阻碍的作用^[8]；李少玉《孝道与贾道的双重变奏——明清徽商与孝文化》^[9]认为孝文化是维系徽州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和支持，并在分析徽商孝道表现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孝道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既有积极意义，也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扩张和商业规模的扩大。第二，从徽商妇与孝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如王传满《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孝道、母道和妇道述评》(2009)、罗飞雁《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与“不孝女”——论徽州民间家庭伦理观念》(2014)等。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徽商孝妇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因徽州妇女的节烈现象更引起学者的重视，所以关于徽商孝妇的研究多隐藏在对节烈妇女的研究中。第三，从徽州名儒与孝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如蒲霞《徽州名儒对孝的诠释及其意义》总结徽州名儒重视孝道的原因、践行孝道的方式以及重孝的意义和影响^[10]。以上论著，皆从不同视角对徽州孝文化进行了研究，有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孝文化的发展状况。

目前来看，关于徽州孝文化的研究，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仍存在很多薄弱之处。

一是史料利用不足，挖掘力度不够。目前徽州孝文化研究中引用的资料以方志、文集居多，另少量涉及谱牒与徽州文书，但事实上，这种史料的运用才露出冰山一角。徽州文书、碑刻、建筑、戏曲中均包含着与孝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以徽州文书为例，徽州文书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信札、家谱、账本、公文案牍等，史料价值都较高。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徽州文书有《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契约文书集萃》(10卷本)、《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中国历代契约文书会编考释》《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上、下)等。但在对孝文化这一主题的研究中对以上资料的使用均十分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二是研究框架尚未搭建完整，宏观研究有待完善。目前所见的涉及徽州孝文化问题的论著，尚未有系统的考察与阐述，现有成果中对徽州孝文化的起源、内涵、特点、类别、历史地位及作用等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且不深入，尤其是关于“与全国其它区域相比，徽州孝文化的特殊之处”“明清之前的徽州孝文化”“徽商与孝文化的关系”“徽州孝文化的历史流变”“近代徽州孝文化的变异”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明确和深入。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目前对徽州孝文化的研究仍停留在历史学、伦理学的角度，多从徽州孝文化的起源、内涵、孝论及孝行表现进行描述或研究，而从社会史、艺术史、生活史、文化史等视角的考察较为缺乏，诸如在宗族制度强大的徽州，孝文化是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徽州孝文化与宗族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徽州孝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孝文化对徽州艺术(建筑、戏曲等)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跨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均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网论文的统计，1984年之前学术界关于孝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1932年1篇，1934年5篇，1935年5篇，1938年1篇，1956年1篇，1957年1篇，1958年1篇，1960年1篇，1963年1篇，1974年2篇，1975年2篇，1983年3篇，共计24篇。